第三节 优秀学生
蒯大富是个普通的优秀学生。从小就努力学习的他，通过高考顺利的被被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接受。这个农村出来的孩子，不要说在当年，就是现在也是一个可称为天之骄子的好学生。
蒯大富又是个不普通的政治干将。他可是标准的根红苗正，祖父就是新四军战士，父母也是中共党员。虽然不是高干，但也是流着红色血液的接班人。这样的孩子和普通优秀学生的区别就在于更自信！他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说话、敢于行动。这种性格让当时只是个三年级学生的他成为清华大学革命学生的领袖。
这里说句题外话，当时清华的党委书记蒋南翔比北大的陆平就要强多了。强在哪里呢？他手下的众位校党委委员、总支书记、支部书记没有一个造他的反，不像北大挑头造反的竟然是聂元梓这样一个校党委委员、总支书记的高级干部。这和蒋南翔本人的工作风格和背景有关系，当然也和清华的文化传统有关系。
像蒯大富这样缺乏社会经验、不涉及集团内部利益冲突、有文化又冲动的年轻人和聂元梓是不同的。他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改变自己的立场。文革刚开始，蒯大富也支持蒋南翔；但《人民日报》一点火，他就写出了“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
工作组来到学校，蒯大富又开始支持工作组，因为这是社团中央派来的人，也就应该是刘邦主席派来的人。但逐渐的，他发现工作组的做法和刘邦的思想不一致。于是，他又写出了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开始了对工作组的批评。
蒯大富在当时写了很多激情四射的大字报，颇得同学们的拥护。影响最大的就是他针对工作组的一份大字报，其中有话说——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回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这种思路清晰、目标准确的大字报很容易就获得了群众的欣赏和工作组的愤怒。而蒯大富的聪颖还让他迅速抓住了工作组的问题，并继续开炮。其实工作组的这个问题也是正常官僚阶层都存在的——脱离群众。
天底下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比如脱离群众。在中央集权的管理制度下， 如果一个领导真的深入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他注定一事无成。但这个话说出来就是罪恶了。
当时有个传说。说蒯大富在张贴大字报的时候，有个老头问他叫什么名字。得到回答后，老头给出了判断：“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蒯大富回答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然后问老头的名字，老头不搭理他，最后用手比划着说：“你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后来才知道这个老头就是不厚的爸爸——老不厚。
此事的真假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但老不厚在经委的下属叶林正是此时清华工作组的组长，老不厚的领导太子刘盈的夫人此时正在清华工作组做顾问，他来了解情况、配合工作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他老人家不能直接敞开身份和学生座谈呢？非要神神秘秘的呢？这其实也从侧面体现了王光美的工作方式。
小美作为中央最高层领导的夫人来到清华蹲点，为了工作效果、也为了安全，很自然的选择了躲在幕后，不和激情四射的学生见面沟通，而靠私下走访和听底下人汇报了解情况。但问题是学生们已经知道了国家主席的夫人来到学校帮助自己啊！大家奇怪，为何领导不能光明正大？
当时太子刘盈还是国家主席和党中央副主席、台前的一号人物，普通的学生蒯大富当然很尊重他了，顺带着也很尊重王光美。可他们这些被刘邦挑起，对“平等”这两个字有着极大冲动的年轻人，受不了官员作风。王光美的低调工作让他们不满，尤其是座谈会的流产更让他们愤怒。
所谓座谈会是这么回事。当时，王光美刚到清华几天，蒯大富就接到通知，说她要参加蒯大富他们的座谈会，了解学生们的心声。代表党中央的国母要来和自己这些穷学生一起谈论政治！这是多鼓舞人心的事情啊，蒯大富们都很兴奋的准备和期待。可结果呢，同学们只等到了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听完座谈会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这下，蒯大富们不高兴了，在他们心里，不管什么级别的领导，只要你是洪兴社干部，就该时刻与普通人民站在一起。于是，他贴出了另一张著名的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矛头直指王光美！
到这时，王光美如果还躲在后台观察，而没有行动，那就别混了，也就不是优秀的干部了。于是清华的文斗率先展开了。1966年6月24日，工作组在清华大学召开辩论大会，辩论双方分别是蒯大富带的两个同学和另一面的三位同学！辩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工作组的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