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高手过招
故事讲到这里，我要呼应下未来的《三国演义》，给大家看看各派势力在蒯大富和王小美对峙、为刘邦争取士气的这个月中的表现。
1966年6月4日，中央决定：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然后，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一个叫做吴德的家伙担任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彭真的北京市委进行改组。
7月10日，吴德就在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北京新市委，撤销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职务！成为文哥中第一例干掉工作组的案例，此时，刘邦还没发话！
（注意这位，他将成为“新贵派”的重要核心。在文哥几年中，维护刘邦、对抗元老派，然后走进元老派、对抗原教旨派，最后被元老们舍弃。）
7月11日，太子刘盈在听北京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仍然坚持让他们尽快“反右派”！太子派还在努力坚持，希望把臭老百姓们吓到，实现第二次反右。
7月14日，胖诗人根据大鸾的指示在对外文委（也被外交部派了工作组）正式宣布：李昌（对外文委副主任、北二外院长）停职反省，杨纯（大鸾办公室秘书、对外文委副主任）调回北医参加文化大革命，张彦（外交部派到对外文委的工作组长）为首的工作组全部撤回。 张彦未经中央同意宣布文委发生了反革命事件，有 29 人是反革命事件的骨干。这同中央文化大革命精神不符合。
同时宣布几个定论：（1）张彦的宣布一概取消，文委没有反革命事件。（2）没经外办和我的同意宣布 29 人是反革命骨干，是错误的。工作组的错误主要是两条：（1）违反中央文化大革命指示；（2）压制群众革命运动。
（人家元老派的老哥俩看湖南帮内斗，一会儿安排下面人“反右”，一会儿把“反右”的下面人教育一番、支持左派。反正能跟得上潮流。）
7月17日，原教旨主义派、秘书党的关锋在历史研究所（科研学术机构都被派了工作组）宣布三项决定：郦家驹（历史所副所长、历史学家、打击暴民的能手）立即停职反省；所有被关被斗的群众一律放出，一律停止斗争；在未弄清事实之前，尹达（“左派”的重要笔杆子）同志暂时不要到历史研究所去，不要同历史研究所任何工作人员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以上几个故事，我有机会会讲给大家听。各位可以了解到文哥中没什么“倒霉受迫害人”，有的只是两方面的斗士而已。其实，大家看过《蒯大富》也就明白了。）
回到故事。按照道理，老大南巡回家后，第一个该见的是守家太子和辅政大臣。以便了解家里的情况，沟通下一步的工作。可7月18日，用一场横渡长江制造了巨大社会影响的刘邦，回到北京后反而低调起来。他没有第一时间接见大鸾、霍光，更没有见太子刘盈。反而和中央文革文革小组的亲信们聚了起来。
其实，刘邦对北京的情况一致保持着严密的关注，但他需要听亲信们更感性、更细节的汇报，以便找到目前局面的突破点。聪明的刘邦和伙伴们讨论一番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
目前各大高校对阵的双方就是工作组和青年。工作组方面的优势是权力，有了权力就可以发动群众对抗群众、有了权力就可以用强制手段给闹事者扣帽子。青年方面的优势是人心和信心，年轻人天生对挑战权贵、对抗管理者有热情，喜欢追求平等，这就是人心；而隐约感受到的刘邦的支持，这就是青年们的信心所在。
所以，要让文革这把火烧起来，就必须打破目前的僵局；要打破僵局，就必须击败工作组；要击败工作组就要让工作组的权力失去合法性，让学生们的信心更强。
所以刘邦必须完成两件事。第一，让太子刘盈撤工作组；第二，让青年们知道工作组不是他的人，青年们们才是刘邦的自己人。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伙伴们出击了，他们要给太子刘盈压力，让他撤工作组。更重要的是去和青年们见面，告诉他们主席的心声。如此，即给了青年们信心，也让工作组在群众心中失去合法性。
此时，去求见刘邦而被挡在门外的太子刘盈，也已经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他也清楚决战即将来临，而战局的关键点就在工作组。
如果工作组能尽快取得压倒性胜利，那就是又一场摧枯拉朽的反右运动。这个局面成了的话，刘邦就不好再扳回了。毕竟，如果老百姓们随风倒，都跟风打右派反革命，把“人民万岁”挂在嘴边的刘邦还怎么驳斥？反过来，工作组扛不住的话，自己派工作组就是错误了。有了错误，以刘邦的身份优势发动党内批判，按照我党内部的优良传统——墙倒众人推、杀人保自己。那太子刘盈就会被党内同志们批成罪人，就彻底完了。
皇帝和储君对于工作组的问题针锋相对！7月22日，刘邦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
7月23日太子刘盈就在汇报会上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社团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
太子刘盈除了硬顶，还要转移矛盾，这才是高招！青年是主席支持的人，工作组是我太子刘盈支持的人，两边就别打了，反正有别的倒霉蛋啊。那些倒霉蛋就是已经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和社会上的黑五类啊。有那些人在，我们互相扣帽子干啥啊？我们都是刘邦的好战士！这一步如果走成了，虽然苦了那些被打倒在地多年的家伙，可工作组和青年们的矛盾就能化解了，斗争的方向也就被转移了。
太子刘盈在反抗的同时，为保住工作组，适当的示弱也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个背景下，蒯大富同学被释放了，重新得到了人身自由。
7月18日刘邦回北京开始，到8月1日社团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这中间的13天是高层斗争异常激烈、明刀暗箭权谋之术集中展现的日子。说这短短的13天决定了新中国政治的走向也不过分。这段时间，大鸾如何说？
在7月23日太子刘盈组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鸾开始说话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搞学生运动，也没什么组织领导，所以学生可以自己搞运动”。
在7月24日凌晨，大鸾又给太子刘盈和霍光写了一封信：“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并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想学大鸾玩政治的技术？先学会说话云山雾罩，谁都能接受这点。）
很快，大鸾就选择了自己要站的位置，因为关于工作组的去留问题已经见了分晓，主公和储君的胜负也有了眉目。这个时候的大鸾就要全力以赴为胜利者去拼命了，他将直接和蒯大富见面，为胜利者提供击败对手的最重要一颗子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