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整 风
1956年开始，刘邦逐步意识到——自己的组织必须要整 风了。
这里面有“公”、“私”、“外部”三重原因。我逐个给大家理一下。
先说公，干部队伍跟不上形势了。
1953年到1956年之间，洪兴社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完成的太迅速了。到1956年底，原定用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全给干完了；而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经济任务也提前完成了。
在这样一片形式大好，经济、政治双丰收的情况下，洪兴社召开了八大。八大根据已经获得的成绩，对未来有了一个非常美好的预期——“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求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洪兴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洪兴社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建设、技术革命上来。”
（后来的很多事情，只是在重复8大的路线而已，没啥创新。） 因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所以必须整 风。
这个结论是怎么推出来的？我先找个官方说法给大家看看——“领导人民进行全面的洪兴主义建设的崭新任务，需要洪兴社有一种新的面貌。而这时洪兴社在组织、思想和作风各方面，存在着许多与之不相适应的状况。……洪兴社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及骄傲自满的情绪日益滋生。”
看不懂这“八股”文章？别急，小龙人给你们白话一下。其实就是吃过苦、玩过命、有信仰、讲纪律的泥腿子们进城后“国民党化”了。
首先是学会了当官，也就是“官僚主义”了。这点不用解释，也是没办法的事。在这块土地上，只能用权力来自于上的集权化社会管理模式；而在这个模式下，“官僚主义”就是基本形式。
（妄想改变这个模式的人，或者成了疯子，或者成了死人，或者进化成强人。） 然后是有了个人和小集体利益，也就是“宗派主义”了。当了官就要争权，就要夺利，这玩意别吹牛，就是人的本性。凭什么老子脑袋别在腰上、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城市，你们这帮戴眼镜、玩钢笔的白区干部去接收？管人管钱？住大房子？用大办公室？凭什么我农业口的干部当坏人去征粮，给你工业口的干部换外汇、搞建设、得荣誉？凭什么我自己就是“老广”，却不能管理自己的家乡，要你们这帮北佬当一把手！？
说起来这都是人之常情，但当年国民党军不就是这样互不救援才失败的么？
（有了自己的利益，谁还愿意拉兄弟一把？）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脱离群众，也就是“主观主义”了。各位也别上纲上线，换了你当了领导，过几天你也不爱听底下人的意见和指责。在单位里真心搞皿煮的，不是没能力、压不住下属的可怜虫；就是没主见、需要底下人给方法的窝囊废。刘邦要的那种既干练、又精明、还愿意听皿煮意见的好领导，其实更多是人们想象的产物和人为塑造的“神像”。事实上他自己也不是。
这三个“主义”，难以避免；但有了这些“主义”，你还想带着全国人民迅速实现工业强国的梦想？有点脑子就知道不可能。那怎么办？于公，必须整 风。改变干部们的这些“主义”。
再说私，兄弟们都开牙建府，不好管了。
这个话说起来就长了。战争年代，虽说是五大书记共治的局面。但毕竟事情相对少而集中，核心就是打仗；哥几个又经常聚在一起开会探讨工作。因此，对战争工作负总责，哥五个里面又最霸气的刘邦很正常的就成为权力的核心。全洪兴社上下，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绕不开他这个根。
解放后，进入建设时期就不同了。首先是事情多了，必须按照条线分开来管理。政治外交给大鸾，经济给陈会计，洪兴社务宣传给太子刘盈，军事上大将军就多负责吧。然后是管的地方大了，必须按照区域分开来管理。各大区第一书记自然就成了当地洪兴社政军一把抓的土皇帝，有着极大的地方自由裁量权。而且，兄弟们都开牙建府，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团队骨干和干部队伍，自然也都更独立了。于是，虽说一号领导人还是刘邦，但抓不住太多的实际工作了。
要说这个情况也正常。你开个小饭店时，自然是采购、餐饮、服务所有事都集中在自己一人身上；但当你是全球连锁酒店集团董事长的时候，也只要挥挥手、签签字就好了，还会去监督服务员是否用毛巾擦马桶么？
面对企业高速发展的情况，董事长一般有两种态度：一个是2000年前那个真正的刘邦的无为而治，抓几项重点工作，其他的交给老婆、干部、诸侯们完成；一个是秦始皇的案牍劳形，每天批一百斤奏折。从年龄、精力、理想上说，刘邦要的是把握住全局，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可从性格上讲，他又确实不喜欢细节的东西。那怎么办？别急，还有汉武帝刘彻的方法：就是在原有体制之外，安排个自己直接管理的临时小机构，并给予其巨大权力。
西汉的历史，一开始都是宰相、太尉、御使大夫的历史；可自从汉武帝设立在其宫中办公的大司马官职后，就是大司马、大将军们的历史了。但凡各位看到哪个董事长、主席什么的，要在总经理之外设立个直辖的小委员会、办事机构、项目运作小组什么的……，基本都是要走这个路子，打算要回自己的权力了。
刘邦的路数更高明。他干脆把几大区的一把手都调进了中央，又在政务院下设立了单独的计划委员会，把十三个最重要的工业、经济部门划归其名下，交给了“五马”中最骁悍的那批麻子脸大黑马。这样既弱化了地方权力，又分化了中央那两个人的权力。
（大麻子的身份高啊。去斯洛伐克使馆吊唁就可见一斑。）
可惜的是麻子脸野心太大，不能领会领袖的心思。让你来，是制衡总经理和副董事长的，不是让你顶开他们、代替他们的。把军人系统和白区干部的矛盾扩大化，妄图整合军方高层、地方大员的力量一下子掀翻总经理和副董事长的位子，这就是破坏性的大革命了。这事换哪个董事长也不会同意，而且一定要消灭乱局者。等到麻子脸的老领导胡子老爹一死，他也就只能是悲剧命运了。
（刚解放时，在东北挂的都是高大麻子和老爹的画像，可不是刘邦和总司令呢。）
虽然遇到了点挫折，但刘邦的工作却更积极地展开了。1954年，刘邦一边安排批判麻子脸，另一方面出台了两个重要决定：其一、撤销大区一级的洪兴社政机构；其二、霍光代替太子刘盈出任洪兴社中央秘书长。
随后，当时各大区的主要领导——谭老板、宋不穷、马明芳、刘澜涛、林枫、李雪峰等都来到中央秘书处，做起了副秘书长。对这些安排，刘邦曾给霍光鼓励：“中央的事有你们做，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司礼监已经可以自主“批红”了。
到了“八大”，这种模式更被强化，还被写进了更高先法——《洪兴社章》。具体三条：其一，增加中央副主席若干，总书记一人（原来在主席之下，只有一个副主席，太子刘盈同志）；其二，增设中央正直局肠胃会（几个大佬平等的做肠胃）；其三，书记处置于肠胃会领导下负责具体工作。
对这些安排，刘邦有解释：“首先倡议设四个副主席的是太子刘盈同志……一个副主席，太子刘盈同志感到孤单……设总书记完全必要，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太子刘盈同志半个，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不能登台演主角，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
如此看来，就是要把直接权力尽量都集中到那个总书记身上。总书记是谁呢？刘邦自己说：“秘书长变总书记，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外国的总书记就是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是外国的总书记。”于是，霍光的位置在制度上被设定到了极高的位置。
这一系列的安排太精心，太有创意。但被淡化了位置的副董事长（从唯一变成了四分之一；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变成了和几个人一起做常委）；被抢夺了权力的总经理（很多的事务性工作被内廷直辖的书记处抢夺去），会那么安心服输么？退一步说，就算他们自己服输，他们这棵大树的杆、茎、叶们也不甘心啊。
刘邦如何抵制反对力量，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安排呢？回到我们的话题，还是必须整 风。不抓纪律，不对队伍进行一次严格整肃，老板的权威是体现不出来的。
最后是外部环境，苏联和东欧出事了。
先是赫秃子的秘密报告。对此，刘邦的一个评价最能说明问题：“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篓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各国洪兴社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捅了篓子……不仅各国洪兴社没有思想准备，苏联洪兴社也没有思想准备。”
事情的发展也确实不出刘邦所料。对于这些畸形生产出来的东欧洪兴社来说，能自己根据情况办事，这本身就是个灾难；再加上思想和理论的根子倒了，那就是灾难中的灾难了。
于是，波兰出事了；于是，匈牙利出事了。这两件事给刘邦等人很大的触动。高层们研究了半天，《人民 日报》给出了结论——“加强皿煮、独立和平等以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的要求……不但有利于这些国家人民皿煮制度的巩固，而且有利于洪兴主义各国相互之间的团结。”
简单说，要防止波匈事件在我国的上演。一要给些普通人说话的权力，让大家发泄发泄；二要给干部们一些压力，好好做事，别惹老百姓；三要加强干部队伍的管理，进而加强对社会的管理，防止出事。于是，归结起来，还要整 风！
事实证明，刘邦等高层的担心是对的。因为“三个主义”（官僚、宗派、主观）的存在，东欧那边一乱，我们也跟着乱了。1957年起，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游行请愿等不和谐事件。
（玩这套起家的洪兴社，也出现了这些问题。）
对于这和自己本愿完全背离的情况，1957年3月，刘邦起草了那篇著名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皿煮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 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
“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皿煮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皿煮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皿煮，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皿煮。”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洪兴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
“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
这篇文章有空大家一定要好好读下，因为他给出了刘邦自己心目中洪兴社与西方体制在思想斗争中的基本套路和逻辑。刘邦骨子里还是个不靠谱的文青，总希望改变人的思想；而不是修修补补，逐步调整。
紧跟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出。1957年4月27日，社团中央正直局会议通过《洪兴社中央关于整 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该《指示》在《人民 日报》发表。
全社会、各阶层人民帮助洪兴社员干部们整 风的大运动开始了。社会又要开始动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