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兴故事二——劳资纠纷
摘要：关键词：国民党；民营企业；停产复工；工厂搬迁；工人失业；劳资矛盾；司法诉讼；强制执行。
最近，“停产复工”、“失业”成了热词。我就来讲一个腐朽的国民政府时期，企业搬迁造成工人失业，从而引发一系列纷争的故事。也让各位从中学些套路和技术。
1932年的中国大地上有很多明星。比如淞沪抗战中带领19路军的蔡廷锴和带领5军的张治中；比如成功从刘邦手中抢夺洪兴社中央根据地军权的大鸾；比如鄂豫皖剿匪中立下战功的几个年轻嫡系将领胡宗南、李玉堂、李延年；比如成立了“满洲国”的溥仪皇帝；比如在苏联支持下坚持东北抗战的马占山。但除了这些政治、军事明星，当年还有一个民营企业成为了中国的明星，这就是——“三友实业社”。
1912年大清倒了，一个来自浙江的叫陈万运的烟纸店小伙计也在这一年发现了商机——洋蜡烛遍布中国市场，但其核心技术却只是一个烛芯，用国产烛芯来代替进口烛芯一定是大生意。
于是，他联络了自己在烟纸店的同事沈启涌，还有在蜡烛店上班的老乡沈九成，三个年轻人凑了钱、购买设备，开始创业！
（三个好朋友建立的公司，故称“三友”）
陈万运的眼光是独到的，很快企业就赚了钱；然后扩大经营，除了做烛芯还做起了毛巾。
当时在中国办企业，搞民用消费领域最猛的是日本人——没办法，这家人也没啥大资本和技术，只能在低端民用领域来更落后的中国赚剪刀差。所以，日本的烛芯和毛巾就成了“三友实业社”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时候，浙江商人的精明就表现出来了。陈万运他们哥几个除了挖高水平的技术和管理人才，提升企业和产品竞争力之外，还成功的抓住了当时的社会风潮，那就是——1919因为巴黎和会，而开始的举国上下的反日情绪。
腐朽的北洋政府不会做媒体管控，资本家们就很精明的和媒体人合作，利用媒体资源铺天盖地的宣传反日理念，抵制日货！
（当时青年最时髦的游戏不是酒吧、ktv，而是抢商店里的日货，然后聚众焚烧狂欢。刘邦也是因为这个事和督军张敬尧闹掰，组织罢课罢市，驱除张敬尧，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反日手段玩到高潮，三友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瑞和毛巾厂彻底被干趴下，离开中国。“三友实业社”也从此进入自己的黄金发展期——每年盈余几十万银元，上海总厂工人1300，杭州分厂工人5000。
哥几个赚得盆满钵满。
发财后的“三友实业社”仍然坚持自己的反日策略。“九一八”后，几位老板更是亲自下场，组织“三友抗日义勇军”。大老板陈万运亲任义勇军大队长。老板出钱做军装，每天带着几百个工人义勇军在上班前操练，摆出随时要收复东北失地的姿态。工厂的高墙上还特意贴了一幅巨型宣传画，画的是一个义勇军战士，拿着长枪对准日本兵，标题是“定要收复东北三省”。
（优秀商人——陈万运）
折腾的直接目标——三友上海工厂旁边的日商企业，东华毛巾厂；而在这个东华毛巾厂里，驻扎着日本海军陆战队！
1932年1月18日，事情出现了高潮，几个日本和尚到“三友”工厂门口去修行。这就是对每天训练的“三友抗日义勇军”公然挑衅。义勇军不能忍，很快跑出来群殴，结果是日本和尚一死两伤。这就是双方各说各自道理的、128抗战导火线——日僧事件。
之后就是日侨的反击，砸烧了“三友实业社”；再然后，中日双方干脆在上海开打。这些故事，我就不多讲了，我们主要讲抗战后的“三友实业社”故事。
“128抗战”期间，三友实业社上海的工厂被日本人占领，自然只能停工停产，1300名工人回家隔离。5月5日中日停战协议签署完毕，按道理企业应该尽快复工复产，弥补企业和工人这几个月因为不可抗力而造成的损失。
但三友的老板们却有其他主意：自己和日本人的梁子算是结下了，日本人的部队还在上海，“三友”再次成为焦点而被迫害难以避免；而且，上海开工厂目前已经没有优势，对比杭州，无论人员成本还是经营成本，都高了太多；更重要的是，工人们都回家隔离了，短期内难以聚众，方便各个击破的沟通离职。
于是，老板们做出了一个很正常但很无情的决定——关闭上海工厂，把机器搬到杭州，和上海的老工人解约。
这里要说一个重要背景——当时，不要说工业落后的中国，就是主要的工业国家，其工人劳动合同都和当今不能同日而语。工人就是临时工，有工做就有工资，没工做就没工资，是普遍现象，也不违法。
三友实业的工人们做了抗战的导火线，却因为抗战而几个月没有收入，家里家外都需要工资来生活；偏偏仗打完了，却彻底失业。这让大家情何以堪。无奈中，穷哥们只能靠自己保护自己，都搬到工厂去住，关键是守护住机器，让你老板无法搬厂。这事情就僵住了，要解决只能找政府。
1932年6月9日，上海市政府组织劳资双方做第一轮调解。双方亮观点：
劳方：工厂尽快开工；开工前为工人提供食宿。
资方：存货多，资金周转不灵，机器损坏严重，因此不能开工；128战前已结清工资并遣散，雇佣关系已经解除，没有提供食宿的义务。
——双方要求南辕北辙，无法弥补。这个状况下，就看政府的态度了。
6月29日，上海政府做出批示：“三友实业社在战前没有正式宣告歇业，工人也没有正式被解雇，因此，应该迅速复工复产，并给与工人食宿补贴；但考虑企业自身困难，只要求公司部分复工，其他工人安置到杭州工厂，剩余工人依法解雇。”
这就是个标准的老官僚文章！表面上看，结论对工人有利，站在弱者一方，实际上给了企业充分的运作空间。更关键的是，对解雇行为的主动方——企业，没有任何强制措施，企业完全可以拖着不办；而工人没有工资、生活则无着落，只能任命。
（遇到纠纷，给主动方拖下去的空间和时间，那就是对其最大的偏袒！）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下，强势的资方和偏向的政府合作，三友实业社的工人也就没辙了。但好在，他们有个强大的靠山——工会。
和我们的习惯思维相反，中国的工会出现很早。甚至，在新兴工业形态出现前，南北运河漕运的水手、工人就组成了“青帮”这样的早期工会，长江线沿线的水手、工人就组成了在“洪门”这块大招牌下的各种小工会。新兴工业出现后，工会也随之在各个工矿企业出现，穷哥们要聚集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洪兴社兴起、国民党联共后，也积极派出骨干支持工会运动，进一步推动了工会的发展。
因此，到了30年代，中国的工会作为纯民间组织，已经很强大和完善了。大工业基地上海的工会更是和现代工业国家的工会没什么两样。
（注意！一个屁股做的正的“工会”关键是独立。是工人自己组建和花钱，而不是官家给的。）
三友实业社的工会开始动手，上海各个工厂的工会也参与进来，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等工会联合组织也在行动，大家联合起来对抗残酷的资本家。工人的套路主要两招：绝食；到中央上访。
吴铁城带领的上海政府和蒋介石带领的国民党中央屁股坐的位置是不同的。
于公，上海政府最重要的目标是获得上海各位老板的税收以完成中央下派的财政任务；控制各类劳动方过分的要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压制反抗，保持安定。于私，上海政府都是本地干部，和老板们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往来。
可国民党中央就不同了，摆在老蒋面前最大的问题是统一全国。128抗战后，国内各派地方力量又找到了和中央博弈的政治口号——抗日！隐退好久的冯基督出山，带着吉鸿昌他们去搞“察哈尔抗日同盟”这个非政府武装，还好抗日英雄29军没有跟着老领导瞎混；调去福建反共的19路军和李济琛搅和到一起，也扛着抗日的旗号准备独立；就连距离日本人十万八千里的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都吵吵着要去抗日。反正这帮人的诉求核心就是老蒋带中央军和日本人耗，大家则可以继续巩固并发展自己的地方势力，甚至代替老蒋。
而其中，最麻烦的就是洪兴社。这帮人有主义、有信仰，有数量巨大的年轻干部基础，有海外盟友；偏偏在抗日的问题上，他们的口号也吹得很响。1932年4月，人家在江西割据建立的国中国——苏维埃政府就对日宣战了（注意！到1941年底，正统的国民政府才对日宣战）；而且苏维埃政府对全国所有武装力量发出宣言，提出组成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1933年1月，苏维埃政府更是宣布，愿意和任何白军合作，只要谁能做到如下几点：停止内战、停战进攻苏区，保障民众自由和皿煮权利。
（对三年前刚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洪兴社的态度却截然相反。这才是靠谱、做事的组织！一切以利益为导向，而不是像个孩子和娘们一样以情绪为导向。）
在这种情况下，刚摆平了各位新军阀的蒋介石，主要目标自然是洪兴社。上海发生的劳资矛盾，已经渗入了洪兴社的力量，一不小心就可能在洪兴社的推波助澜下，形成各行业工人的群体性事件。那自己围剿苏区的军事行动就被动了。
当时，担任洪兴社职工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就是后来著名的太子刘盈。这种铁腕人物不会放弃眼前的好机会，洪兴社的外围知识分子组织纷纷动员起来，和上海的工会合作，煽风点火。按照国民党上海党部对国民党中央民运会的报告，在三友实业社的劳资问题上，“洪兴社散布谣言，拟直接行动，轰击工厂！”
（太子刘盈的专业就是搞“工运”。他强势的性格和务实的作风，让洪兴社夺权前的工运活动做的很红火。）
还好，蒋介石也有牌，他安排国民党中央民运会来出面对抗洪兴社职工部；以另一位洪兴社出身的大才子陈公博来对抗太子刘盈！
（同样的民运能手、理论高手，陈公博是洪兴社一大的代表，资历对比太子刘盈还高一些。）
骨子里还是洪兴社民众道路的陈公博一出手，国民党的态度就和上海政府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先是陈公博安排的调查员姜豪给出了实地调查反馈：“三友社1932年上半年亏损洋41万元——这一数字是资方所造，恐有不实之处……市政府办理此案人员，恐受资方运动，故每有袒护资方之处！”
“（工人大范围绝食抗争）……若长此迁延不决，日后恐更引起惨案。”
根据调查员的反馈，陈公博带领的国民党中央民运会给出了对此次事件的判断：
“三友实业社无理已极，玩忽当局利益，非可理喻……目前该社工人虽在生活断绝之际，尤知守法，万一不稳分子从中煽惑，使千余爱好和平之纯良工人，一旦越轨，则其咎由谁局？”
8月24日，国民党中央民运会致电国民党上海党部，提出要求：“三友实业社，延不开工，工人绝食，情形甚惨，务肯以非常手段，强迫资方克日开工。在未复工前，关于工人伙食，须充分接济。”
同时，也是陈公博担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实业部，也对上海市政府施加压力。一时间，党政两条线，都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做出了强制资方退让的要求。
这时，就体现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缺陷了：其一，执行力弱，上海政府和上海党部并不很害怕中央，不认为领导的要求必须完成。其二，行政资源少，就算真要强制执行，也发现自己没什么强制手段。
（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成，在具体行政的过程中，也颇为无力。）
客观缺陷下，上海政府和资方一沟通，资方就有了应对之策。也是两步走：资方合作；司法途径。
先说资方合作。你工人联合，党中央怕；我资方也联合，你党中央怕不怕？
8月24日，中央的指示刚到上海，8月28日上海52家工厂的老板们在上海所有报纸联合发表宣言反对中央的指示，且有理有据：“查《约法》之三十七条，人民得自由营业，在法律上为绝对私权，强迫开工，不但违反约法精神，且开世界未有之恶例。我国实业普在萌芽，四五年来，政府已三令五申宣扬维护，今事实适得其反……”
资本家联合起来维权，对抗工人联合维权。上海这个中国核心的工业城市里的劳资双方全都因为“三友实业社”这个旋涡卷了进来，开始了势均力敌的对抗。
资本家拿《约法》来做旗帜，聚集起来反抗党权，这让以俄国人为师的国民党中央情何以堪。
8月30日，陈公博领导的民运会就给与资本家强势反击，以“密电”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加强执行力度，同时又故意通过中央通信社对外报道：
“报载上海永安纺织有限公司等50余厂商……认为违背《约法》之规定，发表宣言。本会对此决不能专徇厂方之累增利润之片面企求，而致多数工人之生死于不顾。约法非为保障绝对私权而订立……籍曰正当营业应有法赋之自由，而使剥削可以无厌，杀人不见流血，亦可假籍约法以为护符，是亵渎约法之尊严，反背革命之意义。如任何私人资本家敢认为本党扶助农工，兼顾劳工利益，即为恶例；则三民主义之本党，亦有勇气开此世界未有之恶例也。……该厂商均隶属贵治，拟请设法制止，以杜巽张之习。”
这些话够严厉，一不小心，人们就会想起1925年到1927年之间被洪兴社附体的国民党！
可这些没见过真实洪兴社铁拳的资本家，满脑子里还是“自由”、“法治”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咬定国民政府还是棉花瓤子，继续积极对抗。三友实业社的事情，已经从该公司内的劳资矛盾，上升为上海工业行业内整体的劳资矛盾，现在更上升为上海资本家和国民政府的矛盾。
上海资方以本地覆盖全国的各大报纸为平台，以“法治”“平等”为旗帜；国民党民运会以党部报纸为平台，以“反剥削”“三民主义”“民生”为旗帜，开始了大辩论。
事情到此地步，问题还压在上海政府身上。我地方政府实在没有合法的强制措施，我太弱了。只能继续糊。如何正大光明的糊？——组织由上海市政府、上海国民党部、法院、劳资双方共同参与的仲裁委员会来仲裁纠纷。
8月31日仲裁委员会在资方故意缺席的情况下开会。最终做出裁判：三友社在沪战中的损失不足以构成歇厂的理由……但该公司在1932年上半年的亏损与前三年的盈余大致相当，其营业前途堪虞……资方应于三个月内恢复至少五分之一工人的工作，其余工人则照原约解雇。
这个博弈的结果有利于资方——因为资方可以解约大多数工人，完成自己摘掉包袱的意愿，但里面有个重要条款——工厂需支付被解约的五分之四工人共计30万退职金（注意，这个劳动解约赔偿金不是必须的，而是大家对抗后谈出来的）。所以，工人方面也算接受了。
可资方拒绝执行！资本家们都是最会运用法律的人！三友实业社找到了两个司法漏洞。其一，1930年修改过的《劳资争议处理法》有明确规定：“在交付仲裁手续上，政府不得采用强制手段；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议，可以声明异议”也就是说根据法律，仲裁本身没有强制力！三友实业社不配合的话，仲裁结果就和废纸一样。其二，即使仲裁，也可以上诉到司法领域。而时间是资方最大的资本，慢慢上诉，工人越久没工开、没钱拿，就越可能退缩。
于是，三友实业社开始了自己漫长的上诉之旅。先在上海地方法院上诉，被驳回后又到江苏省高院上诉，再次被驳回后又到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事情到这一步，国民党真的不能忍了。这种“小事”，也需要蒋介石亲自介入。首先，他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仲裁决定尚妥，希劝导资方，遵守裁决书。”
（对比刘邦，老蒋做全国一把手这20年，还真是内忧外患，夙夜难寐，举步维艰。）
紧跟着，老蒋临时推动《劳动争议处理法》的修改，并立即递交“立法院”审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932年9月27日，新的、恢复了“强制仲裁”规则的《劳动争议处理法》便出炉了。国民党算把立法强奸了一遍。
同时，上海地方法院、江苏省高院、全国最高法院也都毫不犹豫的驳回了三友实业社的一系列上诉行为。国民党算是把司法也强奸了一遍。
国民党把司法、立法都强奸了，把行政权开始滥用了，在资本家面前总算能雄起一把了吧？又错了。国民党不同于洪兴社的地方在于——他的根基是社会精英，也就不能太过玩弄规则；而洪兴社则完全依靠底层群众，自然就不怕以党权压制精英制定的规则。
在把资方逼到绝境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还是不愿意使用逮捕、冻结账户、被嫖娼等卑劣手段执行，毕竟这些也不合法。他们安排政府的一个干部出来协调，给三友实业社一个面子来解决纠纷。
这个干部是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下属的棉业统制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上海商人的佼佼者——杜月笙。杜先生是公平的，他出面协调，劳资双方也都有了面子。
（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人”的最重要功能就是政府和社会团体之间的润滑剂。既是商人，又代表工会，还是政府干部的杜先生，出面解决这个问题最好了）
1933年12月，历经将近两年的“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在国民政府最高层亲自过问的压力下，在社会大哥的实际威慑和润滑下，得出了最终劳资双方同意的结局：三友实业社支付工人6万5千元，工人声明放弃仲裁所规定的复工要求和伙食费。故事至此也告一段落。
这是民国时期一场瞩目的劳资纠纷，其中各派使用的套路技术我们已经不再熟悉，但其精神内核始终不曾改变。各位看官，工人和洪兴社的立场，资方和地方政府的立场，国民党中央和社会大哥的立场，你站哪一边呢？判断你政治倾向的时刻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