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兴故事五——肃反“白雀园”（上）
1931年初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社团的局面颇有些危机。
在外面，收拾完各路军阀的蒋介石已经把目光放在了洪兴社身上，对几个苏区的围剿迫在眉睫。当然，这一年9月开始的一系列中日军事摩擦又给了各个苏区生存和发展的时间。
在内部，城市工人运动的牌基本已经打光，随着罗章龙、何孟雄这帮人的被捕、被开除，城市运动的骨干也损失严重。社团手里只剩下几个苏区这点“正资产”了；而这些正资产也有很多问题。
这些苏区，说是有十几个军的番号，但其中真掌握几个县作为固定根据地，拥有财政体系、兵员支持，能提供军事医疗、人才教育，正规军队人枪有一万左右的也就三个——江西的朱毛彭，鄂豫皖的曾中生、旷继勋，湘鄂西的夏曦、双刀将。其他的苏区和部队，基本就是流寇性质，被追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没有根据地，只能靠流窜打土豪（杀富济贫）为生。
这些可怜的小苏区给中央的信件都是要资源的！大到医药器材、无线电器材、军事装备；小到望远镜、指南针和手表；当然军事干部（打仗用）和政治干部（管理地方、为部队收集资源）也都要。
可中央自己都靠几个大苏区定期送金子维持生活，俄国总部提供的本金和追加投资养活总部领导们都不够，哪里能支持他们呢？还好，手里有些干部资源可以送过去。
斯大叔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当年看到有实力的冯基督，枪炮、人员就滚滚的送；现在自家的崽饿的嗷嗷待哺，他也只是从总部派些懂马列、有技术的人回来帮忙。
对大鸾他们这些社团管理层来说，继续在上海的办公室吹空调、写报告、发指示，于社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既然给不了现在社团唯一的正资产——苏区以物质上的帮助，那就把自己和苏联来的“白领们”派过去帮忙吧。而且，经过了六届四中全会的风波，管理者们也希望能够更接地气。
在三月初解决了刘邦“富田事件”的纠纷后，大鸾提出了一个把中央和领导们安置到苏区的具体计划，并经过政治局通过：
——1、中央政治局前往朱毛彭的江西苏区，大鸾、向忠发、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带队过去，和之前已经到岗的项英、刘伯承搭建新的管理层，代替当地的“独裁者”刘邦。
——2、在鄂豫皖和湘鄂西两个苏区分别组建中央分局，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去鄂豫皖掌控；夏曦在湘鄂西负责。可以说把社团的管理层分三处存放，三个中央都有对辖区内社团、政府、军队的绝对控制权。
——3、上海留一个中央分局，直接向江西的中央政治局汇报。
那位问了，刚成功上位，而且马上因为向忠发被捕而担任社团一把手的王矮子呢？人家回莫斯科总部做洪兴社代表去了，继续喝咖啡、吃大列巴。
（社团高层这次大分手后，在延安才重新聚齐。）
三月底，张国焘带着“28个半”里的三位高手——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沈泽民的夫人）一行四人，在社团最核心的特务顾顺章的安排下，分两路去往鄂豫皖。
（张琴秋的故事，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单独讲给大家。她不会想到，这次同行的三个男人，都和她产生了深刻的爱恨情仇）
（后排中间戴礼帽的这个就是传奇特工顾顺章。他送了张国焘后，就留在武汉表演魔术，随后不幸被捕。他的被捕引起一大串连锁反应，其中一条就是加速了上海总部逃亡。）
鄂豫皖苏区展现给张国焘的，并不是一幅欣欣向荣、可以大展宏图的画面，而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困局！
第一个难题，分散。无论是行政上的鄂豫皖苏区，还是军事上的第四军，都不能算做一个整体。
鄂豫皖苏区是在大别山的三个苏区基础上逐步发展组成的——鄂豫边、豫东、皖西。大家虽然有联系，但相互之间却有颇多聚乡自保的农民组织（民团），甚至被地方军驻屯的县城阻隔。等张国焘他们来的时候，皖西和豫东基本能连接在一起，形成以金寨为核心的一块苏区；鄂豫边这里，形成以七里坪为核心的一块苏区。
三个小苏区起源于三场不同的暴动——黄麻起义（接下来我们会接触到的组织者有吴光浩、戴克敏、徐朋人、徐子清、徐其虚、郭述申、郑位三、王树声），商南起义（接下来我们会接触到的组织者有周维炯、漆德伟、戚海峰，未来最有名的是16岁就跟着杀富济贫的小鬼洪学智），六霍起义（风云人物少，但反而活到社团上市的将军很多）。三场不同的暴动又催生了四军来源不同的三支部队——1师、2师、3师。
（大别山三场起义和他们产生的苏区位置大概如此。河南、安徽、湖北三个省交接的三不管地带，大别山恶劣的地理条件，是苏区存在的基础；七里坪和金寨是两块苏区的核心。这块穷乡僻壤诞生了社团上市后最多的将军。）
四军的来源除了这三支大别山本土部队外，还有一支1930年鄂东各起义部队组建红八军攻打长沙（这也是社团对“立三主义”控诉的重要内容）时散落下来的部队。这帮散落下来的鄂东农民兵挂着个“15军”的番号游荡到了鄂豫皖，于1930年底和鄂豫皖的部队合并成了红四军。
苏区被分割的问题是力量散，形不成统一的地方支持系统，物资、人员的输送都会受影响。且都是小根据地，自身防护能力弱，和白军、民团经常拉锯战，管理不稳定。
军队来源不统一的问题更大。打仗是件靠信赖的事，父子兄弟几个人狠下心，肯定能打跑十几个临时编队的小混子。一个单独发展，从几十人的小队伍混到上千人的军队，自己内部有信赖，但和另一支部队合作就有障碍。
而且，这里还存在一个历史问题——小小一块大别山被三个省划分，不同区域的人天生就有你是湖北佬、我是荷兰帮、他是安徽人的心态。省份矛盾不经意间就贯穿到苏区和红军中。
举两个例子：
1929年9月，第二次“豫鄂会剿”中，鄂豫皖3个师都被从根据地打跑，在大别山流窜作战。徐老蔫率领的31师（黄麻起义发展的，后改为1师）和周维炯率领的32师（商南起义发展的，后改为2师）在麻城北部首次碰头。实力强的31师虽然客气的给了小兄弟一些子弹，但徐老蔫也很谨慎的要求战士们枕着枪睡觉，并和32师宿营地做了安全防范。双方合作打了一仗后，32师也悄悄的不辞而别。虽属同门，但明显缺乏足够信任。
30年9月，整编后的1师、2师又合作向平汉路进攻。打广水时，定的计划是徐老蔫带1师从北边打，2师在军长许继慎的带领下在南边打。结果2师按兵不动，搞得仗没打赢，徐老蔫帐下最得力的营长高汉初也牺牲了。为此，老蔫少有的发了脾气，作为一个师长，把军长许继慎一顿臭骂。
分散已经很麻烦了，但还有第二个难题——外来干部持续加入，管理层不断调整。
最重要是党政干部。一开始地方上最大的领导是鄂东特委负责人、黄麻起义领导者之一、本乡本土的干部徐朋人。30年2月，大鸾又派出郭述申统一三个地区特委为鄂豫皖特委，担任一把手。六届三中全后，30年10月，大鸾又派曾中生来做特委书记加四军政委。曾中生刚干了没几个月，六届四中全会后，31年4月，张国焘又来把他替代了。2年不到，总经理就换了4个。
（徐朋人，黄安（现在叫红安）本地人，黄麻起义的组织者之一。被国涛开除党籍、逮捕、枪毙）
（郭述申，被张国焘打压后随徐海东到陕北迎接了中央红军。后一直在辽南发展，成为苏军驻扎的旅大市社团、军队一把手，也算是笔者祖父曾经的大老板）
（曾中生，黄埔四期生，霍光钦定“36位军事家”之一，曾希圣他哥。）
比地方干部变化更频繁的是军事干部（毕竟这是苏区更直接需要的稀缺资源）。吴光浩莫名其妙牺牲后，徐老蔫和桂步蟾（刘邦农讲所的弟子，29年战死）成为最早来鄂豫皖支持的军事干部。老蔫一直带着黄麻起义这一支的部队（31师，后来1师）。
（吴光浩，黄埔三期生，铁四军做到营长，参加了贺胜桥、汀泗桥血战。国共分裂后，回老家黄陂组织“黄麻起义”。从背景、到资历、到能力，这人才是鄂豫皖苏区的第一能人。而他29年莫名其妙的被杀，也是后来肃反、仇杀的重要根源）
（老蔫的人生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混得好，业务能力要强，还要有高情商。）
30年3月，郭述申来整合鄂豫皖的地方党政工作；一起来的许继慎负责整合鄂豫皖军队。许继慎和郭述申的整合是很高明的：
让实力最强的1师单独行动，且1师师长徐老蔫兼任副军长，这让徐老蔫和一师很满意。
许继慎自己作为军长，主要带2、3师行动，又把2师（来源商南起义）的本土扛把子周维炯安排去更弱的3师（来源六霍起义）做师长，提拔周维炯的表哥漆德伟做2师师长。这样，2师的枭雄们很满意。3师之前经常跟着2师打仗，服周维炯，也能满意。
最后，让在鄂豫皖已经工作一段时间的曹大骏做军政委，稳定了局面。
（许继慎，黄埔一期生、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叶挺24师的团长，这个资历足够硬；安徽六安本地人，回老家带队伍，背景足够强。打仗和政治都有一套。但和徐老蔫明显的区别是此人太精明、自负、霸气、浪漫，业务能力强而自控力太弱。最终成了肃反的导火线和牺牲品！）
1931年1月，流窜到鄂豫皖的15军（彭大将军8军残部）和鄂豫皖部队合并为4军时，又带来了三位军事领导：旷继勋、蔡申熙、余笃三。
这次的分配就很明显的是强龙压地头蛇了。刚来的旷继勋直接代替许继慎成为4军军长，刚来的余笃三直接代替曹大骏做了政委。部队整编成两个师，10师师长蔡申熙来自弱小的15军；老鄂豫皖底子只剩下11师师长许继慎；徐老蔫被踢出去做了参谋长。
（川军老将旷继勋，从新来的张国焘，到鄂豫皖的老底子徐老蔫、许继慎，大家都不喜欢他，都说他没本事。最后，成为内斗的牺牲品。）
（蔡申熙，黄埔一期生，北伐的营长、团长，曾经是双刀将的部曲。国涛到鄂豫皖后和其相处不错，成为国涛非常倚重的军事人才。可惜战死。）
外来干部多、管理层不断调整，带来的问题就是矛盾多。“天大地大，人事最大”。不论地方社团、地方还是部队，来了新领导都要对老势力进行分化、瓦解，形成自己的管理班子。在这个过程中，矛盾不可避免会出现；给时间消化还好，现在几个月就变一次，前面的矛盾还没消化，后面的矛盾就累加上。
再结合第一个问题——鄂豫皖地区本就有三大派系。于是，时间和空间的矛盾又堆积和纠缠到一起。鄂豫皖这么个小公司，却有着极为复杂的人事斗争。
第三个难题，苏区生存压力大。
四周都是“正常”社会（所谓正常，是所有人都能忍受，我们不讨论是否公平公正）；维持一个“反正常”社会，确实太难了。当时的各个苏区，普遍面临内外各三个压力。
外部三压力：正规军，民团，黑社会。
正规军不但在苏区周边驻扎，苏区中的县城往往也作为据点被正规军控制。比如，张国焘已经进入鄂豫皖苏区，在向政府所在地七里坪进发的途中，还能遇到驻扎在黄安城（黄麻起义的核心城市，现在叫红安）的萧之楚部44师的一旅人马。多亏护送的独立团打“麻雀战”才成功通过。
民团也很好理解。大别山区自古以来盗匪横行，老百姓习惯了以大户为核心、以氏族为纽带、以村舍为单位，据族驻寨自保。有时候盗匪强悍了，几个村镇联合自卫，这就成民团了。打家劫舍的“反政府”武装与民团是天生的敌人。
（李大人当年凑淮军老本钱，就是向师傅曾国藩学会的，用自己的声望和资源把家乡各家族、各村镇能打的团练集中起来使用。）
当时的情况——红军去白区打土豪（杀富户、抢财产），政府军就来打苏区，民团跟进报复。红白双方对抗强烈到什么程度呢？看当事人回忆：“他们对于反抗租债捐税的乡村，房屋烧毁十之五六；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乡村，房屋烧毁十之八九。在黄安七里坪地方，出农民不意，绑了150多人，不管男女老少，一概施以最惨烈的死刑，有的剖心挖眼，有的用烟薰，有的切指头，有的截足杆……。国民党说我们杀人放火，其实杀人放火最凶的而且最残忍的，仅只有国民党军阀。我们红军除了杀豪绅地主以外，简直是非常平和的。”
以七里坪为核心的鄂豫边苏区，和以金寨为核心的皖西苏区，就是被强大的民团势力拦住的。
这里从闹长毛开始，就养成了自发保境安民的习惯。村民们在族长、士绅的带领下，住山上的就直接利用地势筑山寨，住平原的就挖护城河筑水寨子。这些山水、寨子，不但束缚了苏区的发展，还收留了苏区打土豪后逃难的农民，影响了苏区的人口。危害极大。
不要小看这些土农民山寨、水寨的防御能力。31年4月，曾中圣和最强的师长徐老蔫因为一时意气，强攻民团山寨，就损失近千战士。
这些民团中的翘楚，就是被红军战士们称为“顾半城”、“顾狗子”的顾敬之。这是位在四方面军几乎所有人的回忆录中都会提到的杀人狂魔。
“顾狗子”在外见过世面，了解洪兴社的套路；回乡后坚持“二五减租”（农民地租降低25%，农民借贷利息不能超过20%），以化解洪兴社的宣传口号影响力；又自己花钱买了300多条枪组建民团，以保境安民；在家门口广场设断头台当众砍杀叛徒奸细，以严明法制。“顾狗子”既不允许官军、匪徒随意进入辖区，也坚定地和红军干。
“顾狗子”的战术不是传统筑寨子，而是照搬红军的游击战术——红军大部队来打，他就带着乡亲们“跑反”躲到山里；红军一撤，他就带人马出来打。结果就是和红军形成势均力敌、互不侵犯和平局面。
“顾狗子”保护的清区，一直是两块主要苏区无法连接到一体的绊脚石。一直到15年后，麻城的后生王树声、金寨的后生皮定均再次从老家新建的解放区撤退——也就是著名的“中原突围”时，老对手“顾狗子”还给了他们很大威胁。
讲到这里，说个好玩的事：话说张国涛通过“顾狗子”地盘，从鄂豫边苏区到皖西苏区指导工作时，王树声的团护送国涛路过一个茶棚。当地的百姓因为红军到来，都已经“跑反”到山中躲藏，可这个茶棚的老头却继续做生意，大家就知道是“顾狗子”的侦探。于是团政治部主任就和老头开诚布公的谈话：“快去报告顾大老爷，说我们是借路经过的，只在休息地喝水造饭，不会损害一草一木，叫他不要留难；否则，当心我们的报复！我们是有名的30团，全部在此！有枪800多根，重机枪4挺，不要讲错了”。然后才顺利通过，临走时，“顾狗子”的民团放了两枪，算是大家打招呼。
（国涛评价“顾狗子”的清区游击民团区域：“农田遍地、道路平坦、桥梁坚实、房屋完整”，一幅欣欣向荣之气。顾狗子后来担任商城县长，大力发展教育，对抗日寇，还推行其“保境安民”那套“丑恶理论”，因此和蒋家的独裁政府也矛盾重重，并被判刑。解放后逃到台湾。）
除了民团，苏区还要面对一些怪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是——红枪会。这是一个和“洪兴社”抢基本盘的组织。据说根源于“白莲教”、“义和拳”的“红枪会”，与民团用同族、同乡为纽带结合去保护家园不同；他们只要是穷哥们都可以参加，目的在于扩张、抗租、劫掠。
除了土生土长，没有外来强大理论支持外，“红枪会”基本就是“洪兴社”在农村路线的翻版。这半地上、半地下的组织是民团和政府之前的重要对手；现在更猛的洪兴社来了，几家就放弃前嫌、合作御敌。而对于和自己套路类似，竞争基本盘的“红枪会”，社团也是绝不客气。
1929年底“罗李会剿”时，徐老蔫的战术就是安排群众们“跑反”躲到山里，自己带着人马和敌人绕圈子，然后抽冷子打相对弱的“红枪会”。五战五捷打垮了红枪会的一支较大力量，俘虏头目戴五爷后，老蔫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万人公审大会，当众镇压（杀掉）戴五爷和其头目。借此，向群众们高调宣布自己和“红枪会”不共戴天，老百姓要跟只能跟“洪兴社”。
（底层工人抱团取暖就是青帮、洪门，底层农民抱团取暖就是红枪会一类。所以，红枪会和黑社会是洪兴社在农村和城市的主要对手，不可能共存。）
除了外部压力，更可怕的是内部腐蚀。主要是三个：“AB团”、“第三党”、“改组派”。
先说“AB团”，名字是“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这个组织，最初是北伐打下南昌后，学生领袖段锡朋找些同学、老乡组建的。目的是帮蒋介石对抗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正宗与洪兴社联盟。手段主要是选举时大家心齐举手；群众运动时组建、联络自己的群众对抗汪精卫-洪兴社联盟的群众。
后来还是洪兴社先动了粗，1927年4月2日（就是412反革命政变前10天）洪兴社的群众武装占领了江西国民党部，打跑了段锡朋，抓了AB团骨干。
后来，这个“AB团”组织在国民党内也没了声音，段锡朋老师换到教育行业工作，还曾担任小龙人母校的校长。但“AB团”这名号却在江西留了下来，而“AB团”在江西的一些“同志”还继续反赤。正好猪毛在江西搞社团，国民政府安排探子、杀手进来办事，安排说客进来策反堂口兄弟，这帮由国民政府安排来搞破坏的家伙逐步就被冠以“AB团”称号。
在江西，和“AB团”有关的最有名的是两件事：一个是“富田事件”，刘邦派李韶九去部队抓“AB团”，结果逼出了叛乱。二个是黄埔三期生，刘邦在农讲所的同事、一起秋收起义的铁杆，红一方面军第一任参谋长朱云卿，在医院被加入“AB团”的院长暗杀。
政府派去中央苏区的密探多，派去鄂豫皖也不少。对付这些敌人的斗争就是“打AB团”。贫穷年代，没什么科学侦查手段；战争年代，讲究快刀乱麻。为此，牵扯冤死的人也就不在少数了。
（朱云卿，从资历到能力，此人不死，一直做总参谋长，可能社团管理体系会更顺畅）
“AB团”是必须肃清的对手，可还有比AB团更讨厌、危害更大、更难查出的“第三党”、“改组派”。
世界上本就没有非黑即白的事，现实中各种情况非常复杂。以大革命时期而论，国共内部都有不少思想分支，其中尤以“改组派”、“第三党”影响巨大。
“改组派”来自国民党。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内讧细节，我会再开章节介绍。大概的情况是，国民党正统的两支——汪精卫、蒋介石，一个偏左一个偏右，分掌党、军；为挣权，汪系和属性相近、关系密切的洪兴社，野心勃勃的唐生智、张大王走到一起；蒋系和胡汉民、甚至西山会议派，以及最能打的广西七军走到一起。
在双方多年的互动夺权中，长时间弱势的汪精卫团队办了一件事——由核心成员陈公博组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也就是“改组派”），政治上拉拢国民党员，军事上拉拢新军阀（李白、吕布、老西、富二代、唐生智等等），以对付老蒋。1930年，张大王、唐生智、石友三的陆续叛乱，中原大战李、冯、阎的合作，背后都有这个组织的运作。
（洪兴社一大成员，大汉奸陈公博，在国共斗争、国民党内斗中，始终有着重要的地位。）
提着脑袋、吃着红薯在大别山、井冈山、洪湖这些破烂地方吃苦受罪、杀富济贫的洪兴社骨干，基本都是蒋介石不共戴天的仇敌，这帮人的信仰和蒋介石也完全不可能共存。但汪精卫的“改组派”就不同了，内部很多人过去都是朋友，曾经一起做群众工作；“改组派”推行的孙大炮“新三民主义”也是洪兴社很多成员接受的思想。没啥仇恨，关系不错，思想差不多，对苏区的洪兴社干部来说，选择跟“改组派”合作也是一条可以接受的道路。
类似的还有“第三党”。大革命失败前后，国共内部真心支持合作，又颇有些理想主义的一些人就凑到一起。大家一方面反感蒋汪的争权夺利，背离“革命”宗旨，而和地方豪绅、老军阀合作，成了新“统治者”；另一方面，也反感洪兴社越来越强的民粹暴力倾向，以及被莫斯科国外人掌控的现实。于是相约组建“第三党”，自己玩，走一条真正革命的、民族自有的、平和的道路。
这派人物的名头都极大。比如国民党大佬邓演达，比如洪兴社大佬谭平山。
（谭平山，一大时的起始党员，广东分社的组建者，社团中央委员；国共合作时洪兴社驻国民党代表团一把手，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同时期刘邦代替汪精卫做国民党宣传部长，南昌起义主席团主席。）
著名学者郭德纲曾说“同行才是最大的冤家”。坚定的洪兴社人不会 投降蒋介石和他的联盟，但对于朋友转化的“改组派”，自家亲戚转化的“第三党”却会有倾向性；而这种存在于人心里的倾向性又难以调查。这些组织也确实通过朋友、同乡、同学、同事的关系联络苏区的干部，这就给各个苏区带来了巨大麻烦。
艰苦的环境下，要生存和发展，组织必须从内到外坚定一致。于是，反“第三党”和“改组派”就成了各个苏区需要完成的工作。社团对这两派早有定性：“改组派”是和国民党一样的反动派，“第三党”是孟什维克，都必须干掉！
第四个难题，组织成员彪悍。
虽然我已经说了苏区太多的苦难，但还没完！如此困难、残酷的局面下，能杀出几千带枪战士，横行乡里的苏区骨干领导，都是彪悍异常、桀骜不驯之辈。
这些人可不好管理，我举两个例子。
先说“黄麻起义”的基础人物王树声。26年，正在麻城中学读书的20岁小青年王树声就参加了农协，搞起了“打土豪”、“减租减息”的活动。可27年武汉政府一分共，搞农协的同志们就只能“跑反”，躲到大别山里避难。
“87会议”后，社团鼓励报复、组织起义。当时的社团还比较幼稚，宣传上口号激烈冲动——“平分土地”、“杀尽土豪劣绅”；而组织上又很混乱。于是，各支队伍拿着梭镖乱冲，但敌人枪一响就都跑散。
王树声这一队“起义军”算是不错的，面对夏斗寅部在麻城的正规军，还能存活下来。但最后也只剩下18个人，其中9个洪兴社成员，9个跟风加入的土匪。
一天晚上宿营时，双方9对9公开谈判，土匪提出条件很简单：“把你们九个人的枪支子弹和钱财都交给我们，好好分手，否则我们就来见个高低”。王树声他们几个都是学生、农民，自然不是江湖人对手，但谈判这玩意就是要用“悍勇”博利益。大家给出的意见是“双方火并，枪一响，则正规军听到来剿，都要死；钱财你们拿走，枪弹我们留下继续战斗用”。纠缠到最后，算是谈成个折中条件——钱财给土匪、子弹交一半，江湖上以后互不侵犯。
之后，多亏了队伍中的广东老农民干部符定一提出方案——找门路去武汉买枪，大家才又有了希望。可钱哪里来呢？打家劫舍赚钱也搂不到多少，这时王树声想起了自己有钱的堂叔，便带领同志们打这个肥羊。
当大家蒙着脸、带着枪闯到人家之时，堂叔的母亲、王树声的叔祖母竟然认出了自己，并叫起了王树声的小名。这让王树声羞愧难当，最后放弃了绑架；而叔祖母则拿出了自己私藏的50个大洋和一包首饰请革命者们离开。羞愧的王树声只留下了大洋，而把首饰还给老太太。
有了钱，符定一冒着生命危险，走了几天无人的山路跑到武汉，通过自己的老乡找日本军火商人买了两支驳壳枪和几百发子弹，这队伍才重新开始发展，一直到百人规模。后来徐老蔫来到，带着队伍做大做强，这才有了一方天下。
（没有青年阶段这些经历，王树声也不可能成长为钢铁战士，甚至大将。每一个洪兴社高层成长的背后，都有残酷到极致的故事）
王树声是被环境磨练的枭悍，而周维炯则是一直的勇猛、聪颖。1924年，只有16岁的周维炯加入社团；1926年，北伐打下武汉后，社团和国民党合作在武汉建立黄埔军校分校，18岁的周维炯被推荐去学习；1927年回乡后，因为有文化、又学过军事，就被当地民团邀请做民团的军事教官。
所谓“商南起义”，核心内容就是只有21岁的周维炯安排的一场酒局。在酒局上他把民团团长、副团长都干掉，半推半就的逼着民团的40多人跟着造反；然后结合其他几个村镇的农民组建了300多人的32师（就是那个和徐老蔫一起打仗，但互相顾忌的部队）。
周维炯打仗猛，做事也凶。和夏斗寅对抗时，国民党河南省的一个干部在商南当地还算是个地主，那就肯定要“打土豪了”。趁着此人在家，周维炯带兄弟们给他绑了起来。但此人还有另一个身份，他姓“漆”，也就是周维炯妈妈的姓氏，此人是周维炯的亲舅舅。
亲戚们拿出钱、找上乡亲们一起去求周维炯。可周维炯完全没在乎，直接安排枪毙、打土豪（财产充公）。当地为此有民谣曰“外甥作官，舅舅问斩。大义灭亲，只有共产。”这里多提一句，周维炯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其母家的亲属，我们等会还会提到。
而另一面，周维炯对于扩大队伍也是不遗余力。河南流窜来的100多土匪流寇就被他直接收编成一个团。
（年轻、冲动、霸道、不择手段的周维炯是革命的好手，但他和徐老蔫、以及徐老蔫的徒弟王树声相比，太有性格。这也是他的核心团队以后吃亏的原因，最终自己也丢掉了性命。）
第五个难题，已经具备的矛盾和仇恨。综合我以上分析的四点，残酷的环境、互不信任的合作伙伴、凶悍的作风、复杂的权力斗争……虽然因为外界强大的压力，大家能合作抗敌，但内部的小龌龊，甚至杀戮是少不了的。
“商南起义”按照社团内部的管理体系，应该由指挥“黄麻起义”的“鄂东北特委”直接领导。但当“鄂东北特委”派出徐子清、徐其虚（注意这两个人，都是黄麻起义的骨干人员）两个干部去领导周维炯的队伍时，不知双方起了什么龌龊，周维炯竟然把两个领导枪毙了！而六安县委派去的师党代表戴抗若也被枪毙。
然后，“鄂东北特委”又派出了“黄麻起义”毫无疑问的第一旗帜吴光浩去领导周维炯，但这位老战士竟然莫名其妙的在半路被杀。也正因为吴光浩的离奇死亡，才促成徐老蔫来大别山支持革命，成了“黄麻起义”这帮人的新军事统领。
再然后，中央特派员、特委负责人郭述申亲自来调查二徐之死，结果也差点被周维炯枪毙，有人报信才逃了一难。有了这个掌故，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何老蔫带着部队和周维炯的部队合作打仗时，野营都要枕着枪睡觉了；也可以理解社团派许继慎去管理商南、皖西的周维炯部队时，为何要专门安排手枪队护送了。
1930年10月，曾中生对鄂豫皖的红军进行混编。这一方面是因为各个部队发展不平衡：徐老蔫带的1师（“黄麻起义”的底子）因为老蔫的善战，发展特别猛，已经有将近4000人，还有不少重机枪和迫击炮等重武器；而漆德伟（周维炯的表哥）带领的2师（“商南起义”的底子，周维炯的老部队）和周维炯带领的3师（“六霍起义”的底子，也服周维炯）加起来才1800多人，还没啥重火力。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打破各支部队以邻为壑的独立性，形成统一战斗力。这次混编，把新来的“15军”也整合了进来。
也就是在这次混编中又出了矛盾。矛盾的处理过程，给了未来的“白雀园肃反”照抄样本。
矛盾是怎么回事呢？你周维炯、漆德伟这一帮“商南起义”的当地子弟不是桀骜不驯么，不是骄傲凶悍么，不是连特委派来的领导都敢明杀、暗杀么？借混编正好收拾你！突破点就在漆德伟2师的参谋长戚海峰。
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下做“山大王”，难免会有些坏习气。特委的领导们抓住了戚海峰的几个问题——“吸食鸦片，与反动亲属关系不清”。并直接安排枪毙！
对此处理，周维炯、漆德伟这些大哥哥们坚决反对。但此时混编在即，徐老蔫强悍的部队在旁边把持，社团的程序正义在上面威慑，他们也就只能成为羔羊，而其反对社团决定的行为也就成了被处分的理由。
周维炯被降职为团长；漆德伟被撤销师长职位，发往上海总部再安排使用（这就是条不归路）；其他一些反对枪毙的亲戚被冠以“有背叛党路线的企图”罪行，而开除党籍！但注意——2、3师这帮商南、皖西的兄弟们还有个老大哥——许继慎（虽然不是起义的组织者，但老家就在当地、而且善战，已经被大家认可和接受）。
（漆德伟是周维炯的表哥，和被“镇压”的那个土豪舅舅都是漆家宗族，在武汉黄埔军校学习后回家搞革命。被撵出鄂豫皖到上海总部后，被下放到江西继续革命，31年底牺牲。死在了表弟周维炯之后。）
第六个难题，军队和地方，右倾和左倾，“军阀主义”和“立三主义”的方向之争。和企业一样，工作中的矛盾、权力上的纠纷，最终都会具象化到业务方向之争上来。苏区军队和地方的这几个矛盾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捋捋看。
要造反，必须发动草民；要发动草民，必须满足他们疯狂的欲望。底层草莽们疯狂的欲望其实几千年来都差不多——杀豪强、分财产、不交税。社团也确实是按照这个路数在苏区操做的。这才有大量年轻农民加入社团军队；这才有大量底层人民愿意跟着社团“跑反”，给社团做鞋、做工，成为徐老蔫他们生存的土壤。但有没有问题？
有！首先是财政问题，打了土豪、分了财产，社团部队和百姓都能过几天好日子，可接下来呢？豪强这支羊被杀了吃，还如何向他征税？造反的群氓本就穷，而且原有的税收体系崩溃，更不容易征税。
像党组织比较强的七里坪苏区一带（黄麻起义发展出来的）鄂豫边苏区，基本就没有税收的财政收入。而部队是在增加的，工作人员也在增加（仅有几个镇子和农村，却养着“财政”“土地”“内务”“政治保卫”“军参谋部”“军需处”“政治部”“军需处”“军校”“医院”“被服厂”“维修厂”等众多脱产部门……）。这些人如何养？
维持财政只能靠两个途径：1、把土豪们都抓起来，继续挖掘他们的财产，强迫其苏区外的亲属交钱（七里坪一个苏区就关了上千土豪）；2、派红军到周边“白区”打草谷、劫当地土豪。
大别山那穷地方有几个“真土豪”啊？这样做的结果是苏区有点实力的家庭都被逼破产；而“白区”各阶层对来劫掠的红军仇恨极大，很难被征服，并且仇杀升级；即使无力抵抗的“白区”，在几次被劫掠后，普通百姓也都外逃，难以再筹款。时间一长，必然财政枯竭。
伴随着财政枯竭，更可怕的是社会面的饥荒。“土豪”这些先进生产者被“杀”、“抓”、“破产”，生产力降低是一定的；脱产人员越来越多，需要粮食供养是一定的；苏区打土豪的恶名和禁止投机倒把的政策，又把外地来贩粮食的商人吓跑。结果就是，苏区的粮食产量低，吃饭的人多，外来的粮食没有，内部的粮食外流。于是，整个苏区产生饥荒。
财政枯竭、社会饥荒，苏区这个公司迟早要破产。对此，不同苏区社团的党政干部们不约而同的找到了同一个解决方案——从旧秩序的破坏者到旧秩序的代替者。
具体来说就是减少烧杀，减少“打土豪”，形成持续的收税；减少平均主义的市场价格控制，鼓励苏区和外部的商业交流；脱产部队和干部舍弃“打土豪”的快乐日子，习惯过艰苦生活和自力更生，或者生产，或者卖矿；印刷纸币，学帝国主义们的套路，实现对群众的金融掠夺。
这些政策看似很好，但有一个巨大障碍：他需要苏区的稳定，不能经常被白军、民团攻陷；他需要持续扩大根据地，需要乡村管理和贸易的中心，也就是镇、县，乃至城市。但这两点是被军事干部们深恶痛绝的！
为何？首先是红军太弱，重武器少，有优秀军事技术的基层军官也少。白军来犯，最靠谱的方案只能是舍弃苏区，绕圈圈、打游击；而不能挖战壕、筑碉堡、硬碰硬。现在党政干部要我们力保苏区的稳定，这就是让我们找死！出去打仗也一样，攻击土寨、镇、县，凭现有的能力和打法太难。大家习惯的围点打援、突然袭击，目的都是抢而不是占！你党政干部要我们占领据点，就是让我们找死！
其次是实际利益。正常的财税体系下，经济主动权在党政干部手里；而游击队打土豪劫掠的方式 ，经济主动权就在军人手里。这是多大的一块权力啊！像军事干部据主导地位的金寨苏区那里，许继慎就和很多土豪家族混的非常好，经常住在他们家，并且经常换女朋友，过的很开心。当然那里的社会经济维护也不错。
说到这，我们大概理顺了发生在各个苏区的矛盾实质。大概来说（不是很细节，只说方向），军事干部都会指责党政干部“左倾盲动”、“冒险主义”、“立三路线”；党政干部则会指责军事干部“军阀主义”、“游击主义”、“流寇主义”、“避战畏战”、“右倾保守”。口号、帽子、事情变来变去，但实质的矛盾也就这个脉络而已。
好了，摆在张国焘面前的鄂豫皖苏区六大问题都列出来了。各位国师换位思考下，你们处在张国焘的位置上，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当然 ，别和我说局面太惨淡，做的业务太残忍，完全没希望。创业本就是违背人性的事，更不要说造反这种收益极大的创业项目，成功可能性本就接近为零。要不是有张国焘、刘邦、大鸾、项英、双刀将、夏曦这种偏执型人格的家伙存在，也就没后来社团的上市成功了。
预知张国焘如何处理，且看下文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