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斗争
刘邦打倒陆定一和彭真、重新夺回宣传阵地的效果出来了！聂元梓大字报的这点星星之火，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推波助澜下、在全国各地媒体的配合宣传下，形成了燎原之势！不满老师的学生、不满领导的下属、不满现行制度的愤青都闹了起来，社会局面即将失控。
平等是个好东西，但必须有限制。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波尔布特的疯狂实验，都让人无法忍受。眼看社会就要乱了，在台前管理社团和国家的太子刘盈坐不住了，他必须控制这把烈火。
这里要简单介绍下新中国的最高层。在新中国，要说官最大的三个人分别是：中共中央主席（现在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他们分管党、政、军，职位平行、级别平等。但我国是由先进的中国洪兴社领导的国家，所以大政方针的决策权还是在中央主席身上；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军委主席也非常重要。这样，国家主席就更多只是象征性的职位。说到这里，大家就该明白，为什么退居二线的刘邦还有着大方向的决定权，还能压制太子刘盈。这和什么“民心向背”没有半毛钱关系！因为他只是把国家主席给了太子刘盈，自己保留了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位！
太子刘盈之所以威风，主要靠的还是两点：其一，他是中央副主席，也就是说刘邦不在时可以领导社团、可以组织开政治局会议，这是其权力基础！其二，他有一个强悍的盟友——霍光，霍光那时候是中央书记，虽然他的那个“总书记”不如现在的“总书记”权力大，可也非常厉害。中央书记处是当年刘邦分大鸾相权、抵制太子刘盈党权的重要布局，说文革前夕的霍光是国家政策的主要执行人也不为过。太子刘盈和霍光一个决策一个执行，这种结盟当然就威风了。
回到我们的主题。面对烧起来的群众暴乱之火，正常来说，太子刘盈和霍光的权力完全能够压制的住。但，这把火是“五一六通知”和《人民日报》刮风烧起来的，背后的操盘人是老大刘邦。因此，他们对这把火下手，必须和老大商量。
1966年6月初，太子刘盈跑到杭州，带着众位高层和刘邦商量“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太子刘盈首先提出的建议是让各地、各级机关的党组织来领导这场运动，让有经验的老党员来主导，不能都像聂元梓一样把单位的党委不当一回事的打倒。对此，刘邦坚决不同意。他给出的答案是，只要是左派掌握领导权就可以，资历级别都无所谓。
刘邦这个说法好啊，按照社团理论，社团组织和老党员、老干部们就该是最左派、最先进的。所以，你们只要还是左派，你们就可以掌握领导权嘛。可实际情况呢？当了官的人怎么会是激进左派呢？怎么可能和普通群众在同一立场呢？这个坑挖的好！
眼见保持现有的管理格局不可能，太子刘盈又提出了退一步的建议——派出工作组。党委既然被打倒了，这个单位总不能瘫痪吧？只能排工作组去维持局面。对此，刘邦没有拒绝，但也没有支持，他希望再观察一下。
第三，太子刘盈提议文革暂时只在文化、教育单位展开，农村和工厂这些地方不开展文革，还按照原来“四清”的部署进行。对这一点，刘邦也暂时同意了。
最后，太子刘盈将了刘邦一军，请他回北京主持“文化大革命”。这一招够毒辣！你刘邦同意吧，就眼前这种烂摊子、按照你刘邦的浪漫主义做法，天还不翻了个？到时候，什么责任都由你来担！最后还得我太子刘盈回来收拾局面，到那时，你我二人的威望对比就会彻底转变！可如果你刘邦不同意，那我太子刘盈还是可以按照我的逻辑来处理眼前问题，操作实权还在我手。
对这一招，刘邦也没办法。他对自己挑起的这团烈火也没经验，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观察、再出手。君王轻易不能出错！否则难以服众。因此，刘邦还是让太子刘盈继续主持中央工作。
谈到这个结果，对太子刘盈来说已经够了。回到北京后，他和霍光开始了行动。
1966年6月3日，太子刘盈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上做了两个决定。首先是关于文哥的“八条指示”：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要打人和侮辱人；防止坏人破坏。
另一个决定是，会议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对领导瘫痪的学校派工作组的意见，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开展！
对这一决定，高层领导无不支持，只有一个陈老夫子唱了反调。但他那点声音怎么抵得过太子刘盈、霍光和众多高官的一致意见呢？现场就被驳斥。但陈夫子这次站对了立场，他在刘邦心中的地位又高了一步。
很快，几百个工作组就进入了全国各大院校，北京的中学甚至都进驻了工作组。工作组们都带着党中央给的尚方宝剑——“八条指示”
就这样，工作组代替了被打倒的学校党委开始恢复秩序、重建规范；并采用在“反右”时的手段对付年轻人们。在这场斗争中，蒯大富代替聂元梓成为引导时代的焦点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