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四条汉子
小孩子们总会幻想：“从此王子和公主在一起，过起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却不会想到王子未来可能会遇到老婆又懒又馋、不生孩子、刁蛮任性的问题；公主未来可能会遇到老公包小三、婆媳矛盾、夫妻不再浪漫的问题；还可能发生国家遭受入侵、被权臣颠覆、儿子早死、侄子被枪杀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可能会让王子和公主的结合最终变成一场悲剧。某些时候、某些方面，理想主义者就和小孩子的想法一样……。
面对着国内经济要发展，国外反动势力高涨的局面；刘邦决定利用外围的读书人和小老百姓进行批评，协助自己对手下的干部队伍进行一次整顿。以去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同时也敲打下几个主要副手，让他们更听话。这是个看上去多么很美好的预期啊，而且好像在方法上无懈可击。
但太子刘盈、宰相大鸾、新晋大将军霍光们，作为多年的实务工作者、政治精英，都有自己的看法。
于公，刘邦的做法太不靠谱。纵向看历史、横向看世界，何曾见过“清流”对政治和管理有清晰理解的？换句话说，不管什么属性的社会管理方式，有本事的知识分子早就混到管理岗位（集权社会当官、商业社会做商业精英）上了。剩下的那帮嘴炮，大多是（不排除有些命不好的可怜人）些被淘汰的、没实际工作能力的人。这些人，供养起来做做研究、搞搞风花雪月、为下层人说说话、争取点福利，还是靠谱的。你让他们对国家大事指手画脚？这些清水书生不行！当然，那些草民就更不靠谱了。图样，图森破！
而且，就世界来说，不管是苏联的模式、还是美国的模式、亦或者法国、西班牙的模式，好歹都比较成熟，也是可借鉴的模板。您刘邦非自己挑头，去尝试建立个当年法国大革命都没实现的怪胎模式，这不是吃饱了撑的么？完全是轻率的瞎胡搞。
于私，刘邦的做法太让老兄弟们寒心。大家跟着你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现在也很用心的跟着你搞建设。何必把大家的枷锁带那么死呢？做管理不能总是高压措施啊，要给干活的人一些空间吧？再说，你对兄弟们严点也就算了，现在搞出这些没为事业出过力、流过血、只知道在办公室玩键盘、打嘴炮的人出来监督我们？太伤人心了！
但老大的主意看起来绝对伟光正，谁也没脸说负面的话；老大的权威那么大，谁也不敢驳斥他。哥几个咋办？他们会玩套路。
作为高层次的执行者，对领导的计划，靠谱的执行力该是以结果为导向，在完成结果的过程中适当调整具体措施。而不靠谱的做法，就是完全以领导安排的步骤为指导，照着领导交给的步骤，往死里做！这样，肯定能得到和领导预期相反的结果。
也许是心有灵犀、也许是眉目传情，三个人同时开始按照不靠谱的方法来执行了。
太子刘盈作为接班人先发话，定基调。八届二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他就指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社团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群众。要用整风的的办法进行教育，批判部分社团成员在执政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的思想，特权的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脱离人民群众的思想。”
之后，他老人家管理的宣传部门的各个报纸，仿佛就突然忘记了对文章的审查。只要有傻子和投机者敢写，他们就敢登！平台完全放开使用。
霍光作为整风的直接执行者，则更是积极主动，到处煽风点火。1957年1月，霍光以书记处书记的高位，专门到清华大学做演讲：“有时候社会制度是好的，但要看方法运用的怎样……基本制度是好的，但还要经常注意调整……把一个东西夸张到不适当的地位，那就不是马克思 主义者。……错误的要纠正，不完善的要补足，不要迷信。”
“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监督和防止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什么制度合适，就采取什么制度。”
“对皿煮和专政的看法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硬化，要看条件……从我们国家来说，前几年我们搞专政多一些。正因为我们依靠了专政，所以才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现在我们就要充分的考虑关于发扬皿煮的问题……总的趋势是，我们要逐步发展和扩大皿煮，否则要犯错误。”
不止去学校沟通，“霍总设计师”还对洪兴社会里最关键的社会单位——国有工厂里的皿煮问题很关心。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他直接指出：“我主张企业管理搞皿煮化，其方向是群众监督……社团委讨论问题，不能只听社团成员的意见，要注意社团外意见，群众意见，专家意见。社团委讨论重大问题，可吸收社团外管理专家参加，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
太子刘盈和霍总设计师只是从上面给“皿煮”松了口、开了风气，要把刘邦的任务照死里执行，把刘邦的计划彻底搞乱，还得靠大鸾！因为，大鸾掌握着一大群听党话的文艺界皿煮人士。
在单位里，谁放出的消息最可信？不是老板，不是高层，而是那些和自己一样的普通员工，但他们是老板家的亲戚。
于是，以“四条汉子”为首的一群跟着大鸾多年的文艺界人物开始发言了。“四条汉子”，是鲁迅给他们哥几个封的。故事说起来话就长了。
（《百丑图》对这四个人的描绘很到位啊。）
话说洪兴社起步的时候，组成者主要就是一群嘴炮文人，这帮人的思想、观点、做事以及辩论风格其实和现在网络上的“公鸡”们如出一辙，就是不同时代的同一群人而已（这也是最搞笑和讽刺的地方）。后来社团开始实际做事了，“公鸡”们也分化了。有的吓跑了，有的牺牲了，也有的变成了心狠手辣、踏实执着的实干家。
但天生的出身，决定了左派文青们天生就喜欢和社团混在一起；而我社团也很善于利用这些“清流”们时刻都存在的“对社会的愤怒”来打击对手。
30年代初期，社团中央在上海的时候，宣传部一直直辖着一个叫做“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机构，简称“文委”。
这个组织利用自己的财力和一群坚定信仰主义的文艺界大咖，或者牢固、或者松散的控制着上海这个文艺中心的各个左派文化人社团。这些社团当中，最有名的就是左联了！
左联大家都知道了，其旗帜性人物就是那个老愤青——周树人。一开始，因为钱和主义（大皿煮的思路总是文化人喜欢的调调）的关系，周老夫子和“文委”的干部们混的还不错。可随着斗争的激烈，事情不和谐了。
以下文字截自鲁迅的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周扬），还有另两个（夏衍和阳翰笙），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这真使我口呆目瞪。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四条汉子”的说法由此而来！众所周知的是，“四条汉子”这拨人的组织关系和背后根基往上追溯，最终就是统一战线和秘密战线的老大——大鸾。这次行动，他们又要发挥作用了。
“四条汉子”在文艺上的造诣我不用多说，有文化的朋友可以如数家珍，没文化的自行百度解决。总之，在文艺界，这都是绝对的大咖！我这里要提下他们几位此时的官职：田汉，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戏剧报》主编；阳翰笙，大鸾的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夏衍，曾经的上海市委肠胃、宣传部长、潘汉年的好战友，此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周杨就更厉害了，中宣部二把手，八大上还混到了中央候补委员。
几位文艺界的大咖、跟着社团混了多年的老手，开始撰文、组织座谈会宣传党要发起整风，要请文化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向了。
比如田汉先生在自己主编的《戏剧报》上发表的著名文章《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就非常有代表性：
“演员们把青春交给我们，而我们把它投给滔滔的逝水。……浪费了广大演员的宝贵的、不可再来的青春却十分大方，气也不叹，心也不动。……我自己也正是这样麻痹的人。我只是到最近才痛切地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认识到责任的重大。这个问题和广大艺人的生活问题一样必须迅速获得解决。”
太子刘盈、大将军霍光在摇旗呐喊、鼓励；社团和政府的宣传平台都放开让大家发表文章；社团组织不断组织大家座谈，诚恳的请求发言、批评；文艺领域的几位老前辈，也是党国高层、大鸾同志的好朋友都在敞开来瞎喷。看来社团是真的要听我们的了？！
于是，傻子找到了发泄的机会，投机者找到了人生突破的机遇。那就开干吧！
接下来事情会如何发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