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辩论
绕了一大圈，总算回到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卢郁文。
在新中国，卢郁文工作的很舒适。但是，作为一个靠读书和吃苦爬到上层的农家子弟，一个在饥荒时的河南、局面复杂下的新疆做过大员的实干家，他对世界的把握从来都很清醒——自己是“客人”！既然是客人，就要对“主人”表示足够的尊重，对“主人”的客气保持清醒的距离感。
在做大鸾的政务院秘书长助理时，他就曾两次通过自己的挚友杨秀峰（高等教育部部长，后来的最高法院院长）要求加入洪兴社，弥补自己年轻时错过的好机会。对此，大鸾给出了他的建议——“你在社团外起的作用更大”。卢郁文这才坚定的留在了民革。
在工作中，卢郁文也一直任劳任怨，坚定的做好社团交给的工作。谨慎的他甚至对自己提了两个必须完成的要求：其一，组织给安排的秘书和司机都必须是社团成员！其二，家人、尤其是儿子给自己的家信，必须都交给秘书看。对于第二点，卢郁文那个先于他参加革命、当过解放军、退伍后做《桂林日报》编辑的儿子卢存学颇有不解。对此，卢郁文只给了一句答复——“我是无话不可对社团言！”
（冲动的儿子，厚重老练的父亲。）
这样的卢郁文，当然会关注到在整风中出现的“歪风邪气”，他也在思考自己该如何做。1957年5月25日，在整风运动中一向低调的卢郁文开始说话了。
这一天，民革中央又一次召开座谈会，讨论怎样帮助洪兴社整风。民革的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在京的委员都参加了。这帮人现在就是个花瓶，但想当年都是啸聚一方、甚至有能力改变历史的风云人物。我先把他们的名字给大家报一下。
主席：李济深。副主席：何香凝、程潜、谭平山、蔡廷锴、张治中、熊克武、龙云、邓宝珊、陈绍宽。稍微了解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该听说过这帮人的大名。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卢郁文在民革也只能做个普通委员的原因了。可就是这个小委员，今天要给这些大佬们下马威了。
（国民党内失势的反对派凑在一起，和洪兴社走一起了。）
就在大家风风火火的研究怎么帮助洪兴社的时候，卢郁文发言了。他的发言很简明扼要，直接就是点出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要摆正位置。“怎样帮助洪兴社整风？现在自己不整风，光帮助领导党整风。提意见很容易，只看到别人的缺点，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很容易片面”。
“大家在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皿煮！最近皿煮人士对社团的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如机关中社团组如何工作，学校改变社团委制，合营工厂中的公方代表撤出，基层以社团代政，社团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以及定息20年等问题。这些意见看来虽然承认社团的领导，但恍恍忽忽又有摆脱社团的领导的意思。”
他还给这帮人提了个重要的醒——“我们不要忘记，洪兴社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
其二，批驳章伯钧。
章伯钧，高级皿煮人士！加入过洪兴社，参加过北伐（跟着邓演达这样的大佬在政治部做事），参加过南昌起义（跟着郭沫若老先生玩政治部），参加过李济深、蔡廷锴在福建搞的伪政权。最牛逼的是，人家知道建立组织！这个太有眼力了。要知道，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新政权建立起来，总要象征性的分些股份给外人。可用什么标准来分配呢？总不能随便喊几个人来给议会资格或者官职吧，那也太儿戏、没法服众啊。一般情况下都会分配给有组织的集体！
什么区域性的大家族啊，有组织的民族、宗教啊，最重要的就是党派（文哥初期，只要哪个省政权一垮，社会上总会突然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小组织要求加入革委会，以图分点股份，也就是这个道理）。人家章伯钧老先生后来不跟“国”，也不跟“共”，就专心做自己的党派。先搞了个“中国农工皿煮党”，后来又和一帮高人攒了个“中国皿煮同盟”。拥两党之力，新中国建立，章老先生自然就分到红利了。既是“中国农工皿煮党” 主席、又是“中国皿煮同盟”副主席的章伯钧当上了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长，正八经是有实权的副国级干部！
（有组织，并把组织做大，才能有当花瓶、分红利的资格。）
但到整风时，老头眼力不行了；当然，也可能是太自信，想更进一步了。竟然开始胡说八道起来。前面说的“政治设计院”就是他的建议，要玩资本主义的“两院制”，更改国本！这不是不知天高地厚么？让你进屋还上炕了？
（别看被批斗，人家章伯钧待遇可从没下降过。）
对这个外党派的老同志，卢郁文给出了善意的批评：“章伯钧先生不让把成品（指国务院核心领导起草好的文件）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国务院会议上大讨论而特讨论，他说一通，我说一通，然后表决，这是资产阶级的皿煮方式，表面看来是皿煮的，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一致。章伯钧先生的这个意见我不能同意，事先把文件经过各方充分协商，准备成熟，拿出来讨论通过，这正是社会主义皿煮的特点，是它的优越性。”
其三，他解释了党外人士和社团的关系。
“我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倒没有感觉到墙和沟的存在。但是，只要有党派，就会有界限，完全没有界限，那是不可能的。”
最后，卢郁文给大家做出了一个预测，也给大家提了个善意的醒。
“领导党如果有所辩驳，不能认为是打击报复。大放大鸣中，所提出的意见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假如有一天领导党对我们提出的某些意见作说明解释，这能算是抓小辫子打击报复吗？越是言论自由，越应该让对方辩解。”
这些话小龙人听起来，就算是肺腑之言了。老实人给同志们老成持重的建议。
可是，同志们却还很“愤”。
最“愤”的就是女将谭惕吾。这可是位大才女，既能写诗、做赋，还会翻译考据，但这些都是副业，人家最强的是搞女权运动。抗战时跟着邓大姐（大鸾夫人）组织妇女慰问会，去前线劳军，抗战后获得国民政府的“胜利勋章”。战后也开始玩党派，但人家是另辟蹊径走妇女路线，组建中国妇女联谊会总会；并继而以妇女界代表的身份成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开始后，自然跟着邓大姐继续做妇女工作，也加入了民革。
（人啊，还是要往上爬。真上了位，即使当了右派，也有人撑着。）
相对于狡猾的老爷们，女性往往更感性，更直接。对于卢郁文的发言，谭惕吾直接开喷。
“民革成员帮助洪兴社整风，就应该采取老老实实，诚诚恳恳的态度，不能有任何虚假。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志中间，旧作风还是少来一点！”
“必须坚持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走SH主义道路，这前提决不能动摇，否则就不是今天中国的民主党派了。为了SH主义少些波折，对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事情，一定要反映出来。提意见，不一定就是不接受领导。”
接下来她的话就太会讽刺了。“我们要说真话。领导党选择人也要注意，要选对党进忠言的人。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常常不是因为洪兴社，而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土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
当然了，会议上像谭惕吾这么猛的人没有，可是或明或暗指责卢郁文的声音却不少。
一场挺好的座谈会，就这样变成了一场闹剧。
即使会后，也还有其他皿煮人士有话要说。解放前在重庆出面协调，从国民党毒菜政权手中解救了一大群皿煮人物的民盟成员范朴斋就公开骂卢郁文是“小丑”、“百依百顺”、“不带脑袋”、“只会揣摩”、“专做小报告”，由“助手”变成“打手”，见人都打。
事情如果到这里就结束了，卢郁文还不会像后来那样出名。但他接下来收到的一系列匿名恐吓信改变了事情的性质！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