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兴故事五——肃反“白雀园”（下）
书接上回，1931年初来到鄂豫皖苏区的国涛，面临着六大困难，我这里再简单总结回顾下：
1、苏区和军队地理分散，形不成拳头。
2、党政军管理层不断换人、换位置，管理架构不稳定。
3、外来敌人政府军、民团、黑社会随时准备消灭苏区；内部“AB团”、“第三党”、“改组派”随时准备瓦解苏区。
4、苏区内部成员彪悍、骁勇、桀骜不驯，不容易管理。
5、组织内部矛盾和仇恨很严重。
6、党政干部和军事干部的政策方向背道而驰。
一个空降干部到一个内部复杂、外部艰难的分公司当一把手总经理，一般有两个选择：一是做泥瓦匠，运用自己的情商修修补补，维持原有架构和政策，把镀金时间熬过去，等待总部提拔。二是做建设者，把不合适的问题全部推倒重来，按照自己的设想打造一个全新的分公司。
洪兴是一个由前卫、时尚知识分子组建的社团。纸上谈兵的文青在1921年到1927年这个阶段还有不少；但从1927年开始血与火的斗争以来，熬到1931年还想冲到一线做基层业务的社团成员，都是咬钢嚼铁、杀伐决断的硬汉。从这个角度说，刘邦、大鸾、国涛、夏曦、弼时都是一类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研究，国涛摸清了苏区的实际状况，了解了苏区的各类人。他要开始行动了。
第一步，人事。天大地大，人事最大，要把人员和架构安排好，这才有执行力，这才是实现计划的基础。而要系统性全面的解决人事问题，最好的手段就是开大会。
1931年6月，在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召开社团代表大会。和我们熟悉的历次社团大会一样，这是定董事会成员的会议，也是权利划分重组的会议。
为了保证会议顺利召开，防范内外敌人的骚扰，国涛把最强的10、11师（分属两个最强的师长徐老蔫、许继慎），甚至弱小的12师都召集到苏区首府新集周边布放。整个4军驻扎的地方，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核心地址——白雀园！
社团大会嘛，形式也都类似：老大（鄂豫皖的社团老大自然是国涛了）先做政治报告，给出方向性指示；然后小组开会讨论；最后定班子（董事会）成员，划分股权。看过我之前文章的朋友该知道。但这里很有技术。
国涛的报告在老生常谈三大点——社团方向、建立政府、土地改革之外，特别强调了红军正规化的问题。解释红军和土匪的区别，强调红军要受社团的领导，纠正游击习气（区别于土匪的打法和生存方式），纠正乱打土豪、乱来妇女、享受生活的问题，尤其要求干部以身作则！
国涛的讲话，矛头直指11师长许继慎，以及其背后的原苏区社团一把手、军事一把手（社团军分会主席）曾钟圣，四军政委余笃三。
要在社团大会搞人，老大定方向是第一步，小弟跳出来直接点具体人是第二步。国涛从上海带来的三位骨干之一，“28个半”中的一员，刚当选社团中央宣传部长，现任鄂豫皖省委书记，只有31岁的沈泽民出手了。
（年轻的知识分子，矛盾的弟弟，如果不牺牲，会是国涛在党政方面的左膀右臂）
在这严肃的会议上，沈泽民直接批评军方第二号实力派人物许继慎——“你的姘头中，是否有有夫之妇？又是否有被强迫的？这种行为是否破坏纪律？这是不是土匪的享乐主义？又是不是军阀横霸的习气？还配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的高级将领么！”
国涛、泽民本身就代表着上面的权力，许继慎自己的行为又不谨慎，再加上初期社团成员特有的单纯是非观、苏区内部本来的派系矛盾仇恨、大会上的从众心理。于是，对许继慎的声讨成为这次大会的主要声音。
从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军阀作风、土匪享乐，延伸推理就到了对战争的影响。有人指出，之前打高山寨，围困敌人村落，喊话说我军是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寨子里的回答却是你们乱打土豪，没收平民庄家，强奸妇女，于是坚决抵抗到底，以至于付出伤亡千人的代价，一无所获。
接下来，进一步延伸推理。没有及时纠正许继慎恶行，包屁纵容，甚至自身也有类似的错误……这些就点名到了苏区原来的一、二把手曾钟圣和余笃三。
（许继慎的故事，对于很多有才华但锋芒毕露的朋友是个警示）
（从此开始，曾钟圣在鄂豫皖一路降级，一直到牺牲）
这一年多来俨然一方霸主的许继慎，其实也是个只有30岁的年轻军人。他被眼前上千社团成员的声讨搞蒙了，只能解释：自己只是行为比较浪漫，打了几年游击就染上土匪习气了。以后会严格改正错误。
搞到“自认错误”这一步就够了，国涛开始收拾局面：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使同志们了解这些错误的严重性，订出共同遵守的纪律规范，并不是要对犯过错误又表示能够悔改的同志立时给与处罚。只要能改正过来，就可以既往不咎，不必恐慌。
至此，国涛顺利实现目标：1、立威，之前的社团一、二把手，大军头都被搞得服服帖帖，谁还敢不服？2、去势，党政军的这几个大头，经过此役，威信大减，毫无竞争可能。3、仲裁地位，我居中调停，可以褒贬任何人马，这才是“主席”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同时，借整肃土匪习气、军阀作风、男女关系为由头，在地方政府设立“工农监察委员会”；军队设立“军事法庭”；最厉害的是在社团设立“监察委员会”。东厂、锦衣卫安排上，国涛的权威有了强制力保证。
但更重要的是对权威的制度保证。
鄂豫皖地区最高董事会、决策机构，就是社团中央两个分局之一的鄂豫皖分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和社团中央、湘鄂西分局平级作为中国社团的最高机构），分局主席：国涛；委员：沈泽民（嫡系小弟排名第二，主管政务）、蔡申熙（被曾钟圣、许继慎压制，被国涛重新启用的老将）、徐老蔫、曾钟圣（一把手变成老四，逐步丢权）、王平章（七里坪为核心的鄂豫边苏区创始人之一）、郑位三（七里坪为核心的鄂豫边苏区创始人之一）、徐立清（以金寨为核心的豫东、皖西苏区代表）、郭述申（曾钟圣的前任一把手）、旷继勋（被边缘化的前任四军军长）、周纯全（保卫局长）、陈昌浩（国涛带来的小弟，未来最有潜力）。
作为最高决策机构，中央鄂豫皖分局又直接下辖党政执行机构——鄂豫皖区省委；直接下辖军队管理机构——鄂豫皖军事委员会。
鄂豫皖区省委一把手书记就是沈泽民；徐立清、郭述申分管社团最重要的组织、宣传工作；王平章、郑位三、周纯全分管地方政府工作。
战争岁月，最重要的部门肯定是鄂豫皖军事委员会，成员基本上还是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原班人马，管理岗位却明显变化：国涛肯定是军委主席；有资历但之前被压制的蔡申熙被重新启用成为参谋长，国涛在军事上的技术抓手和军中稳定剂；小兄弟陈昌浩担任政治部主任。军委下面最重要的4军，把军长交给了业务强、又听话的徐老蔫；之前的社团和军事一把手曾钟圣降至成了徐老蔫四军的政委；许继慎仍然担任助理11师的师长。两方面（国涛老蔫这一边，曾钟圣许继慎那一边）都看不上的旷继勋被从军长的位置上拿下来，做新编的13师师长，专门做新部队整合训练的工作，直属在军委，不向老下属军长徐老蔫汇报也算给个面子了。
这一套安排下来，党政，尤其是重要的军队，国涛都控制住了。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核心圈子：最核心一层自然是自己直系带来的沈泽民、陈昌浩；外围一层是新提拔的徐老蔫，还有一群低级年轻干部，像王树声、倪志亮、李先念等等；再外围一层是之前被曾钟圣、许继慎压制的郭述申、徐立清、蔡申熙这帮人。以这套核心管理、压制、安抚其他派系人马。
管理架构清楚了，执行政策就方便了。在根据地建设思路上，国涛的做法和同时期的刘邦也差不多。既不能用“立三主义”那套，学习苏联，硬钢政府军，攻打大城市，得到革命的迅速成功；也不能完全用土匪、流寇那一套，不重视根据地建设，走到哪里抢掠到哪里，和政府军绕圈子。
要把根据地当自己家建设好：把土改搞细致、搞清楚，不能一窝蜂发动群众抢、杀、烧，要有清晰标准的分配土地，让中农和富农也可以正常活着；用正常的农业税、商业税代替抢掠和摊派，像一个真的政府那样工作；控制支出、增加生产，自付盈亏，尽量不需要劫掠为生……。根据地稳定了，才有进一步发展和扩张的基础。
问题是，要建设好家园，必须抵抗住外面的敌人，军事是这个时期的核心工作。于是，大会开完，红4军主力开赴英山县，进攻国军正规军的一个团和民团的守备部队，目的是打通两个苏区的中间区域，把整个苏区彻底连成一片。
徐老蔫的仗打的不错，英山守敌1800多人被全歼，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并打下了临近的沂水县城。但仗打完了，也就出现了引起接下来一系列肃反杀戮的分歧——接下来红军向哪里发展？
这时候各方面的记载就出现差异了。
按照国涛自己的讲法，他是要求红四军主力依托英山、沂水两座富饶的县城，在当地继续发展，扩大根据地，把整个鄂豫皖连接起来，做大做强。自己则带着弱小的13师应付正面来犯的敌人主力。
按照老蔫的回忆，注意——老蔫说这些都是4军政委曾钟圣传达给自己的：国涛要求部队东进，向潜山、太湖（不是无锡太湖，是安徽安庆附近的小地方）一带进发，目的是进攻安庆，继而威胁首都南京。
（为什么几百年来，打南京先要打安庆，看地图就懂了——没有铁路公路的时代，运输就靠水运；打下安庆，人马、物资就可以顺着长江一路运过去了。）
但老蔫和国涛的回忆有一点共识：曾钟圣和许继慎都提出另一个意见，部队向南发展，进攻广济（现在叫武穴）、黄梅、蓟春，然后在广济附近找交通渡过长江，到江西发展，甚至配合江西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
（简单的看个地图，从英山到广济、黄梅的距离）
对以上差异，我们简单分析两句：
1、从国涛的角度看。大部队东出潜山，进攻当时安徽的首府安庆，危险南京，这是典型的“立三主义”；这个阶段，社团高层谁也不愿意，或者说不敢用“立三主义”。而且把主力放到距离自己5、600里远的地方打大城市，自己只带着1000多新兵守老巢，面对围剿的正规军，这也太危险。就31年11月中央给的裁决中对国涛一方轻微的指责内容看：“军委会和中央分局对于出潜（山县）太（湖县）到六（安）霍（山），而不到黄广去恢复苏区的决定，是战略上的疏忽”基本也符合国涛的表述。
（看地图，从英山县，出潜山、太湖县，进攻六安、霍山县，和进攻安庆、威胁南京是完全不同的战略。）
2、从曾钟圣、许继慎的角度看。国涛的独裁作风，让大家很难相处（除非完全跪下去做执行者）；曾钟圣之前能作为特派员去主管鄂豫皖的军事和党务，那也是有根基的人物——是大鸾手下的干将。跨过长江、脱离鄂豫皖，和江西的中央苏区联系上，找已经到那边的老领导，似乎是更好的出路。
3、从大多数官兵的角度看。去防守薄弱的白区打土豪和杂牌部队，比在苏区硬钢围剿部队舒适很多。
不管真实情况如何，4军还是南下了。
南下前，4军向鄂豫皖分局和军委（也就是国涛和沈泽民）做了汇报，明确告知——我不能听领导话了。
4军的高层也不傻，以政委曾钟圣、军长徐老蔫、政治部主任刘士奇联名向中央写报告，直接找曾钟圣背后的大佬找支持：“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济（水）黄（梅）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的军事行动，根本忘记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根据地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不提自己要渡长江的打算，告状国涛要强攻安庆——钟圣也很懂政治，又把“单纯军事行动”这个距离“立三主义”不远的帽子丢还给了国涛。在那个通讯不畅，而且情况多变的时代，做什么很重要，如何汇报则更重要。
南下的仗打的很顺利，收缴了大量的粮食和黄金，4军从上到下都很开心。
此时，正在生病的国涛接到4军传回来的信息，很慌。
苏区的存在，靠的是武装，现在几万主力都打算转战外地了，自己还有活路么？
另一方面，自己统治苏区靠的是社团中央任命，大鸾条线的曾钟圣如果走大鸾的条线，先占据话语权，把“立三主义”扣自己头上，还有统治合法性么？大鸾和自己只能算是松散联盟；曾钟圣又是实实在在带着几万兵；还有距离遥远，通讯不畅的问题，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国涛的策略是自己先退到后面，以养病为名撤出纠纷，继续做仲裁角色；安排小弟、也是最激进的沈泽民在前台硬怼。同时，他也没忘记写信给中央，表述自己这边的道理，抢占话语权。
被推上前台的沈泽民毫不含糊、勇于担当，立即代表国涛召开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会议，讨论出一封给红4军的回信：1、明确拒绝其私自的行动；2、掌握话语权，把“立三主义”再扣回去：“在英山、沂水一带发展苏区，扩大已有胜利，绝不可渡江南下。红四军脱离原有根据地和地方武装，孤军渡江南下，不仅不能给江西红军以有力支持，反而会使鄂豫皖遭到损失，这也是立三路线军事冒险的想法！”
现在的局面挺有意思，借着通讯不畅、战场瞬息万变的机会，领导层（鄂豫皖分局、军委）和执行层（红4军）都开始把“立三主义”往对方头上扔。
经过辗转，8月鄂豫皖分局的回信，9月才到4军手里。对这封信，曾钟圣、徐老蔫带着4军社团支部召开了会议，这就是后来肃反的重要罪证——鸡鸣河会议。
这次会议，4军的社团支部统一了意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如果说之前改变既有命令的私自行动，还有战场形势变化的借口，这次就是赤裸裸的否定、抵制上级社团组织的行为了。注意，在洪兴社这样以“执行力强”为自己最核心竞争力的社团来说，公开抵制上级的行为是大忌，在道理上4军矮了一头。
9月中（注意时间段，这时正是918事变），鄂豫皖分局和军委会收到了4军的回复。
这真要了命了！9月，老蒋刚和小张一起收拾了石友三叛乱，开始在武汉组织会议，安排对鄂豫皖苏区的围攻。目前各路人马正在周边集结；这个时候主力部队却都走了。这就没活路了……
国涛必须要动手段——安排新政委换掉曾钟圣，彻底调整四军的管理层。
选择新政委的事还挺有意思。一开始国涛定的是4军的老军长，资历颇深的蔡申熙，去军中替换曾钟圣。老蔡当场拒绝，表示自己身体不行，还是年轻有为的陈昌浩合适。当,此危难之际，铁杆兄弟、热血青年陈昌浩拍了胸脯——我去！
（蔡申熙知道此事的危险，桀骜不驯的造反队伍可不是吃素的。就是许继慎带的这部分人马，去年就杀了去领导他们的徐子清、徐其虚，甚至还有黄麻起义的旗帜人物吴广浩，甚至中央特派的郭述申都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凭什么能当英雄，成为鄂豫皖这面旗帜下的二号人物，关键时刻、危险时机你得上啊！陈昌浩名不虚传）
陈昌浩到4军接替曾钟圣做政委，把4军带回来的细节，各方面都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但结果还是比较清楚：这一趟，陈昌浩顺利接任4军政委，拿到了最高管理权；陈昌浩顺利的改变了4军的行程，拉队伍回到白雀园；甚至，就利用回来的路上几天时间，陈昌浩还彻底查明了许继慎和周维炯的叛徒行为。而因为对叛变行为的包庇，曾钟圣也被逮捕！这就有点微妙了。
说微妙，我要再把鄂豫皖苏区的历史拆解下：鄂豫皖这块地方的干部和军人主要来自三场本地起义——黄麻、商南、六霍。黄麻起义的代表人物吴光浩，黄埔3期，叶挺独立团营长；这么个大人物，后来在去管理商南起义人马的途中莫名其妙牺牲（之前派去管理商南起义军的二徐是确认被商南老大周维炯枪毙的）。从此，黄麻起义这票人马军事上的带头人就是能征善战的徐老蔫，这支部队战力也是最强的；政治上，中央安排郭述申来了就听郭树申的，安排曾钟圣来了就听曾钟圣的，安排国涛来了就听国涛的。
商南起义的代表人物就是周维炯，周维炯的彪悍故事我们第一节有清晰介绍，总之是对敌人下得去手（把提拔、信任自己的民团领导直接干掉，发动起义）；对亲戚下得去手（对自家舅舅也可以打土豪、枪毙）；对领导下得去手（二徐、吴光浩，郭述申差点也被枪毙）。曾钟圣、许继慎搭班子时，作为老乡、老大哥的许继慎在军事上驯服了周维炯，并拿到了商南人马的管理权；政治上，这票人马一直很忠心的跟随许继慎的同盟——曾钟圣。
后来三支起义部队混编，4军三个师长，除了老蔫直管的师让副师长、小弟王树生管理，另外两个师长就是许继慎和刘英。这位刘英，曾是令社团内异己分子闻风丧胆的红队杀手，自然和同属大鸾脉络条线的曾钟圣同气连枝。
（上海中央时，大鸾最重要的两个部门：社会部和军事部。刘英是社会部红队的杀手，曾钟圣是军事部参谋科科长。）
在这样的组织架构、力量构成下；在这帮桀骜不驯的人中间。20岁出头的陈昌浩，竟然让他们乖乖的束手就擒。4军当时的最大势力徐老蔫功不可没。
。 （国涛白雀园的肃反、夏曦湘鄂西的肃反、刘邦的富田行动，都需要有徐老蔫、双刀将、大将军或直接、或放任的支持。）
接下来，回到鄂豫皖的4军就专注两件事：军长徐老蔫带大家做第三次反围剿，和国民党干：新政委陈昌浩在白雀园集中肃反，打击消灭内部的异己力量。两人合作的天衣无缝，这两项工作都完成的非常好。
1931年11月，4军主力再次回到七里坪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这个重要的面子工程总指挥，就是国涛和老蔫都欣赏的年轻将领王树声。并随之成立了红四方面军。
徐老蔫又进步了，当上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并兼任其中的核心红4军军长，陈昌浩担任四方面军政委。4军本身不设军部，可以理解四方面军和4军是老蔫和陈昌浩一套班子管理。我们对标下去年（1930年）刚成立的人马规模差不多的红一方面军，在那只部队里，总指挥是朱老总，政委是刘邦，后来政委换成了大鸾。可见，当年徐老蔫、陈昌浩，乃至背后国涛的地位之高。
老蔫一直带的团长倪志亮升任4军10师师长；老蔫下手最得力的团长王树生升任4军11师师长；从上海总部刚来的、老蔫的同学、大鸾最倚重的情报、军事双料人才陈赓担任12师师长。靠边站的老军长旷继勋继续担任二线部队红25军军长，原来的10师师长刘英被派来红25军做了25军唯一的师长。
至此，我们熟悉的红四方面名人都出现了。徐老蔫和以黄麻起义为主的小弟们实现了对鄂豫皖军事力量的统一，并和党务、政务方面的国涛、沈泽民、陈昌浩实现了党军政统一。鄂豫皖的力量不再分散，大家可以上下一心的行动，为未来的短暂成功创造了基本条件。
大方向讲清楚了，我们再回头看几个异己分子的罪行和结局。
首先是许继慎。作为曾钟圣在军中的联盟，4军两大骨干之一；桀骜不驯的许继慎又有很多行为上的瑕疵，也得罪了很多人。这样看，把老许作为打击敌人的突破点再合适不过了。
回到前面的内容，跑到4军接手政委位置的陈昌浩，得到了军长徐老蔫和其掌控的10师全力支持；而且，老蔫还和陈昌浩说了一个重要“信息”——11师的多数干部拥护社团领导，但许继慎和其少数亲信有问题，应该彻底查究！
作为“政委”，陈昌浩正好就有社团的监察权利，于是带着几个政工人员就到人家11师师部去抓人！此事回忆起来，陈昌浩自己都颇有些后怕。许继慎却没反抗，师部直属特务连毫无反应的让陈昌浩带走了自己的师长。也可见，许继慎当时的镇定与自信——我没问题。
20多岁的人还是年轻啊！世界上的人哪里有禁得住查的？只要当了“鱼肉”，“刀俎”总可以找到理有剁了你！
首先是确认的事：前段时间，有人给许继慎送了封信，这封信来自徐老蔫、许继慎、陈赓共同的黄埔一期同学，现任国党中组部大秘（老蒋直辖）的曾扩情。信中有言曰：“继慎兄无恙……（蒋介石）之怀念（许继慎），有如父兄之怀念子弟一样；望幡然改图，回到南京，定将受到最为优厚的待遇。……匍匐归来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怜……”
（曾扩情考黄埔时的推荐人是李大钊，黄埔时的好兄弟是蒋先云，是洪兴社在黄埔内的组织“青军会”的奠基人，也是国党在黄埔内的组织“孙文学会”的骨干。这个时间段主要帮老蒋组建“敌后战线”。）
以许继慎的人脉，和现在的地位，收到这封敌对阵营老同学的信很正常。作为坚定地洪兴社干部，许继慎毫不顾虑的把信和送信人交给了4军政委曾钟圣、军长徐老蔫。曾钟圣甚至觉得这是个正面事件，把送信人和信件送去了中央分局，还把信的内容发表在《红军日报》上来讽刺老蒋。
有意思的是在审问送信人时，这人也不傻，知道给老蒋带信是死路一条，就说了另一套说辞：自己名义上是给老蒋办事，其实是给“第三党”的邓演达（第三党和邓演达的介绍看本文前面内容）办事，来和许继慎谈合作的。这个意思明显，相对仇敌老蒋，“第三党”还算不上敌人，要保命。
曾钟圣将这套说辞一并写入8月底和鄂豫皖中央分局打笔墨官司时，给社团中央的解释信里：“钟蜀武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南京政府派来运作许继慎投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托来找许继慎的。……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我们已经严重警告他。”
（邓老大在412后，可是社团最依仗的人物，社团决策都以他马首是瞻。他和谭平山在31年组建第三党、“黄埔同学会”也以拆蒋介石台为基本工作。）
有了这些确认的事还不够，陈昌浩需要继续挖掘。在许继慎身边，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吴参谋，在此人身上发现了白区来的信和通讯密码。这些资料其实也证明不了什么东西，但一顿审讯下来，内容就丰富了——吴参谋是国民党“改组派”（这个组织和汪精卫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看文章前面的内容），参军的目的是劝说许继慎带兵投诚。
（汪先生这几年都没闲着，就在4军脱离组织、南征之前1个月的1931年7月，他刚策反了石友三，对抗蒋介石、张学良同盟。而为了对付石友三叛乱，张学良调兵入关，这也是当年“918事件”的诱因之一。问题是，石友三都被消灭了，汪先生也再次逃窜了，许继慎拉队伍去投靠什么“改组派”呢？）
和吴参谋一起投靠“改组派”的计划，加上前面和蒋介石国党、邓演达第三党的“某须有”的联系，收拾许继慎是足够了。但，要物理消灭这个级别的干部，国涛还是遵守组织原则的，关键是看笔墨官司在社团中央那边的结果！
和一年前的“富田事件”一样，实际上由大鸾主导的中央，在社团与军人的矛盾中，坚定地站在了“社团组织”和其负责人一边！在当时的通讯水平下，要查清细节，实现公平处理是不可能的；而真的公平对待，也只会影响社团的组织威严，继而伤害社团组织性、战斗力。在此问题上，大鸾虽然残酷，但也是胜利必不可少的冷静。
（这帮人思想千差万别、矛盾重重，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坚持“社团最大”的组织原则，并时刻维护之。这也是1912年到1949年期间，中华大地上，只有社团组建了没有军阀属性军队的根本原因。洪兴社军队从没有成建制叛变，从来都打不散。）
社团的回信到了，坚定地支持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国焘，否认了曾钟圣、徐老蔫、许继慎私自流窜的行为；并对许继慎“关系复杂”“行为不端”做出了明确批评。这些就够用了。
许继慎、周维炯被枪毙。曾钟圣因为监管不力，被撤销中央分局和军委的职位，直接下放到地方工作，33年被抓，35年被杀，88年和许继慎一起被评为“33个军事家”之一。
徐老蔫有回忆，说许继慎的口供是：“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是改组派好了”。周维炯最终的口供是：“老子20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
军政两面大旗倒了，商南起义的兄弟们没了靠山，成了被宰杀的羔羊。因为“AB团”、“第三党”、“改组派”罪名，被杀数百人。
以上，就是“白雀园肃反”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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