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交代情况
1966年的7月，对于当时年仅22岁的蒯大富来说，太有激情、太跌宕起伏了。在这个月，他开始了挑战清华大学的校党委，他开始质疑国家主席夫人领导的清华大学工作组，他和高层领导老不厚辩论，他成为同学中的风云人物；然后，风云突变，他又被关押起来，因为他而受牵连的同学竟然专门有一个称呼——“蒯派”。
现在蒯大富被放出来了，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真的有点发蒙，他不知道接下来自己还会面对什么。
蒯大富被释放的第二天，两个穿着军装的中年人来到学校专门和他谈话。这两个中年人自我介绍说叫王力和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的目的是请蒯大富谈谈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
（文化的革命，最卖力自然是王力、关锋这些有文化的家伙）
刚刚被释放的蒯大富只是个普通学生，他哪里知道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啊？更不知道眼前这两个穿军装的中年人都是随时能通天的人物。现在这两个陌生人突然让自己说对工作组的看法，他心里肯定没底了，谁知道这是不是又一个陷阱。因此，蒯大富随便写了个材料应付了事。
很显然，这样应付的材料是不能让刘邦满意的。工作组刚刚被撤掉，1966年7月29日，中央就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参加的“文化革命积极份子大会”。蒯大富也被刘邦点名要求参加。
这场大会不止有蒯大富这样的文化革命积极份子参与，社团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也来到了会议现场，并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这是一场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议，当然也是太子刘盈最后一次以正面形象发言的大型会议。
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霍光：“必须说明……以新市委名义向大专学校派工作组是中央同意的。……各大中学校革命学生和教师起来闹革命，纷纷要求新市委派人领导运动。”“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这是因为经验证明，工作组的形式，不适合于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必须加以改变。”
拒不承认错误，坚持自己观点，说他“开钢铁公司”真不委屈。
第二个讲话的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大鸾：“尽管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但是效果就是这样冷冷清清。……这套方法完全不适合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师生的革命运动的要求。”“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要按刘邦主席的教导。第一，我们应该求教马克思列宁主义、刘邦思想，读刘邦主席的书……到群众中去学习，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这是几十年来的革命真理嘛！这是刘邦主席的教导，刘邦主席亲自给我们做了最伟大的典范，示范嘛！”
面子上的话永远说的让所有人都受用，真厉害。
最后一个讲话的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的太子刘盈。“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社团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你们运动中要保护少数，意见不同的要保护……那么你今天是多数，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问题上可能是少数，不正确的意见是少数，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已有这样的经验。有些意见我讲的并没错嘛，也是少数。刘邦主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是少数。”
谁对谁错不一定，因为大家都不懂目前的局面；谁多数谁少数都是变化的，而且无关乎真理。这人真是强硬啊！
领导们在台上自说自话、话里有话、左右逢源、含沙射影，蒯大富在台下却想不了那么多、那么深。他只知道，目前大方向定下来了，工作组是错误的。杯弓蛇影的他放下了自己悬着的心。
大会第二天，又有一个人来学校见蒯大富。当时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他的，此人就是大鸾。
这个年轻人在清华的高级接待所见到自己敬爱的总理时，真的手足无措了。更让他惊奇的是，总理特别的客气，一见面就和自己拉起了家常，聊起了自己的家乡和父母。在听说自己是江苏盐城人时，还和自己攀起了老乡。这下蒯大富彻底放松了。
接下来，大鸾郑重的告诉蒯大富，自己是受刘邦主席和社团中央的委托来的，让他放开谈6月1号以后的所见、所想、所闻。说完，堂堂总理竟然拿出了本和笔，准备认真的记录蒯大富汇报的内容。
到这一步，蒯大富还有什么要隐瞒的呢？他把这两个月来自己身边发生的所有事原原本本的向大鸾做了汇报。
就这么简单，大鸾成功的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但这还不够。作为老牌政治家，他明白，自己和蒯大富做私人对话，能让这个青年放开谈事情；但做不得数！他还需要各方面的人作证。
于是第二天，大鸾又安排蒯大富带三个同学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谈。而他自己也带上了来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和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四个学生、两个省委书记、一个总理，又把蒯大富前一天表述的内容重复了一边。
至此，太子刘盈用工作组打击、迫害学生，反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就坐实了。等待他的就是逐步被敲打，最后彻底倒台的命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