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节 混战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下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著名的“十六条”）。这个文件对文革初期各个事件的影响太大，也决定了我们后面很多故事的因果，必须要研究下。
《决定》太长，我把其中几个重点拿出来给大家分析。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资产阶级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开门见山，这次运动的目的就是整肃社会思想，把那些封建和资本主义的糟粕思想从人民头脑中剔除，换上新思想。打击旧思想没问题，但四旧的载体何在？如何破除？谁来判断呢？这为后来的运动发展留下了隐患。
“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明确说明，这次运动要依靠群众，尤其是年轻人。问题是群众也分利益不同的群体，到底依靠哪一帮呢？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思想活跃、行事鲁莽、容易偏激。这样看，放手让青年搞，必然为运动发展留下隐患。
“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既然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那百分之五坏的就一定存在了，这就是社团内数次运动一以贯之的工作方式了。其流毒无穷，后面我会说到，也是运动的一大隐患。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重要的就是这句了。翻译过来就是，这次运动的核心敌人是社团内部忘记信仰的阶层。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这里面的“文革委员会”是基层大民主的很好尝试，
文艺青年、永远的公知，总算可以按照自己心中的梦想改造社会了。
好了，现在回到清华大学，看看蒯大富同学在历史的大背景下面临着什么。
首先是坏名声。工作组是退出了学校，蒯大富是获得了平反，但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代表着社团中央的立场，老百姓有几个知道其中的关节呢？于是他被工作组定性为“反革命”的名声还在清华的师生中传颂。即使在8月4日清华的辩论大会上，大鸾同志亲自给蒯大富平反，还是有师生当场表示了异议、高喊他是反革命。这就造成了文革初期的一段时间内，蒯大富这样一位全国闻名的风云人物竟然在清华拉不起队伍、起不了波澜。
其次是学校领导权依然没有如刘邦希望的那样回到普通群众手里。同学们先斗倒了校党委，再斗跑了“工作组”，这时候学校的权力归属在“文革委员会”手中。按照《十六条》里的规定，“文革委员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经过全面选举产生。但实际上这种选举在当时根本没有实现的基础，于是“工作组”匆匆离开后，只能把权力移交给和自己最亲近的同学们。哪些同学和“工作组”最亲近呢？当然是领导们的子弟了。
虽然有些学校的干部子弟抵抗工作组也很凶、甚至闹出了大矛盾，但一方面为了他们父母的面子，另一方面也为了扶植靠谱的代理人，“工作组”对他们都尽量招抚。“工作组”锁定右派学生的时候，没有动任何一个干部子弟，而是拿蒯大富这样的人和老知识分子们开刀。因此，双方的关系也维护的相对较好。
现在，“工作组”走了，当然要把权力移交给和自己有血脉联系、关系又不错的干部子弟了。在清华，接手工作组权力的就是贺鹏飞（双刀将家公子）、刘涛（太子刘盈和前妻的千金）。更厉害的是，“红卫兵”（关于这个组织的故事我会在后面详细介绍）闹起来后，因为血统的正宗，他们又是清华“红卫兵”的负责人。在当年的清华，那真是黑白两道通吃！一时风光无限。
更凶的是，清华的情况在当时也是北京各个中学、大专院校的普遍情况。这些黑白通吃的干部子弟们不但牢牢控制着学校，还在纵横整合、集中力量。他们组成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著名的“一司”）、“西纠”等联盟组织，在火热的“红八月”烧红了整个北京城，打出了赫赫威名。而对抗他们的责任又落在了蒯大富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