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节 树旗
“红三司”的发起者并不是蒯大富。当时他还没有自己的组织和人马，而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虽然如此，因为“红三司”这个组织成员的共同特征是曾被工作组打击的造反派；而在对抗工作组这个事业上搞得名气最大、又被总理亲自平反的人物就是蒯大富。因此，他虽然不是发起者、也没带队伍，但一下子就成了红三司的核心人物。
把目光放到上层，“红三司”就是刘邦要寻找的、突破目前乱局的尖刀！对他来说，自己把文革的火烧了起来，但目前有两个棘手的问题：其一就是老“红卫兵”。他们破坏、打人、抄家，严重不得人心，还顶着自己的名声，真是太可气了；更关键的是他们不但不打走资派，还保护当权者，乃至保护太子刘盈！其二就是仍然没人敢于打击当权者、夺他们的权。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养成的最好品质就是“怕官”；刘邦点火挑动老百姓们造反，火点的倒是挺大，但绵羊还是绵羊，不被逼得快死了永远不敢反官老爷的。而这两点，“红三司”的孩子们都能解决。
“红三司”的孩子们因为社会地位差别，和“红一司”的老红卫兵们有矛盾，这绝对可以理解；挑动起来对抗“红一司”也正常。但怎么说他们快被逼死了呢？这个事情关系着“怕官”的平民学生会敢于冲击党政机关、完成刘邦计划的直接原因，我还要稍微多说两句。
当时的“红一司”们指责“红三司”，往往会提到一个罪行，这就是——“抢档案”！
话说，经过建国后历次运动的社团各级机关，对于搞运动是非常的在行。文革开始后，工作组进入各个学校，按照传统的程序，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底、排队”。简单说，就是把单位里的人划分为敌友分明的四类人。这种割裂原有社会关系、划分出对立阶层的方法，是社会多年搞群众运动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划分出来的四类人分别是：好、较好、有错误、敌对的右派分子！好和较好都不错；有错误的话，只要改正了也还好，虽然可能以后没啥进步空间；但如果你要是当了“敌对的右派分子”，那恭喜你，这一辈子都别想好了！
社团其实并没有对历次运动的右派分子做大范围的国家暴力处理，也就是说枪毙、关押。但右派分子遭遇的痛苦，可能比枪毙还严重。
首先，你可能就没有单位了。这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意味着你或者要饿死，或者去做没人愿意干的脏活，也享受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保障。其次，即使留在单位，你也别想再提升了；而且当再有运动的时候，你就是那个被拿出来继续斗争的“分子数”。最后，也是更可怕的，那就是你时刻要承受单位同事、邻居、朋友、乃至家人敌视的眼光，因为你是敌对的异类！这也是很多右派分子妻离子散、精神崩溃的根源。
偏偏各个单位必须有右派！我们看《十六条》也习惯性的指出，各个单位中敌人占的比率是5%。我们以工作组的立场考虑问题，如果今天我是工作组负责人，到一个单位竟然找不到5%的敌对右派，那我岂不是废物？亦或者我认为中央的决策不对？于是，一些倒霉蛋就必然出现，来作为“分子”了。
如果被工作组划分成右派的是那些反动学术权威、老师，那些人还勉强能忍，反正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但如果是学生被划分成右派，那就要命了。
当时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当时部队的影响力还没后来那么大，年轻人出头的唯一道路就是读大学、国家分配、当干部！能读上大学，绝对比现在年轻人考上研、考上公务员、进入知名外企要骄傲和自豪！当这样骄傲的大学生，因为跟着党中央、刘邦主席的号召，“大鸣大放”了一把，却被工作组定性为“右派”，以后要承受着没有单位敢要的二流子人生，亦或者即使有单位敢要，罪恶的档案也会跟自己一辈子，永远也别想抬起头、得到发展机会的时候。落差就太大了！
更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同样在闹，甚至闹得更凶的革命干部家庭同学，却根本不会被打成右派。这就是逼死人的节奏啊！大家当然要抗争！
除了已经知道自己被划分为右派的同学，还有大量对自己被划分的情况不明晰的同学、对工作组给自己组织的材料不放心的同学。这些同学很快就组成了一个个小团队，继而组成“红三司”。他们要的就是了解自己的材料、更改错误的划分、保住自己的未来！
当时，北京的工作组都是各大部委派出的，既然要抗争和讨说法，学生们当然要去各大部委了。而各部委按照规定，既不会给学生们看资料，更不会随意更改资料内容。这下双方就有矛盾了，冲击自然也就开始了。
这种情况就是刘邦要的！因此，“红三司”刚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就对他们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善意；相应的，大鸾同志也对“红三司”的同学们表达了自己坚决支持的态度。这些大领导的支持，让蒯大富逐渐挽回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为了能更好的斗争，他终于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这就是著名的“清华井冈山”！蒯大富也获得了“蒯司令”的称号，开始和“红一司”的保皇派们拉开架势开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