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节 夺权
“蒯司令”和“红三司”们的斗争对象很明确，就是“红一司”的老红卫兵们和在北京的各大党政机关。
当时的斗争基本是两个套路。其一，“造反派”的平民红卫兵和“保皇派”的贵族红卫兵们辩论、宣传，也就是文斗。这个套路平民红卫兵完胜。其中当然有他们人多示众、写手如云的优势，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得人心。“红八月”下来，全社会的老百姓恨死了那些穿着父辈宽大军装、手拿武装皮带、满世界找茬的老红卫兵了。自己不敢惹他们，现在看到另一批红卫兵去斗他们，老百姓当然支持了。而且，“血统论”这种倒霉论调，到什么年代也不太会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到后来，“黑一司 臭烘烘”这样的标语内容，连满街的小孩都会喊了。
其二，就是动手打了。“九七武斗”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966年8月底，平民红卫兵里最激进的一帮，也就是“红一司”的发起者，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开始到地质部找茬。他们要求见地质部副部长、曾经的地质学院工作组组长邹家尤，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公开平反被打成右派的学生、交出整闹事学生的黑材料。
对这种无理的要求，国家机关的领导们当然不会答应。绕来绕去没有结果，9月5日，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到地质部静坐抗议，并进一步发生了冲击地质部、抢“黑材料”的行为。眼看学生们开始动武了，地质部的领导们却没有地方上领导的胆量和能力。同样面对造反派的冲击，地方上的领导能够、也敢于用手里的权力调集工农武装来打学生；可在刘邦的眼皮底下，国家部委的领导们没这个胆量，他们能调动的只是“保皇派”的红卫兵们。于是，贵族红卫兵里最激进的“西纠”出手了，双方展开了一片混战！地方上的学生造反派肯定打不过年长的工农们，但北京的造反派却能打得过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
像“九七武斗”这样的事情，在一司成立后经常发生，流程也基本如此。一开始，双方的打斗还都是拳脚相加；后来，眼看着自己打不过人多示众的平民造反派，干部子弟们开始学习自己的父辈，搞武装斗争了。皮带的铜扣只能欺负人用，打仗还需要匕首、三棱刮刀、军刺一类的武器才好用；当然，平民子弟也不傻，也会找菜刀来对抗，武斗就这样升级了。
这里要客观说一句，当时的人还比较单纯和有担当，干部子弟打架也是靠自己的本事，不会用老子的权势。因此，他们虽然更狠辣、更心齐，但对抗人数上处于优势、也更有危机感的平民子弟时，还是吃亏的。
（当年，六爷可以凭自己的悍勇打垮大院的孩子，他的儿子小波却只能任领导子弟欺凌。毕竟，时代不同了……。）
文斗、武斗干部子弟们都落了下风；而更重要的是，中央对双方的斗争有了明显的倾向性。先是领导们减少了对“红一司”的接见，而增加了对“红三司”的接见。甚至，10月6日“红三司”在北京工体组织的十万人大会上，大鸾、陈夫子、李云鹤、陶剑寒这些中央大佬都出席表示了支持。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蒯大富认识了李云鹤，真的有了通天的机会。
紧跟着，10月9日召开了文革中非常重要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中陈夫子做了报告，他代表中央文革和刘邦主席做了明确表态。
“高干儿女……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或者很欠佳，乃至要走批改主义的道路。……只醉心‘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完全离开了无产阶层轨道，完全同刘邦思路背道而驰……因为是高干儿女，就必定要掌权？难道因为他们的血统高贵吗？”
在中央讲话表态，文革小组的人也不断对基层的学生们放风，戚本禹在对“红二司”代表的讲话中就说的很明确了： “你们还是执迷不悟，我希望你们能站在主席一边，当然不是说你们现在不站在主席这一边。例如谭力夫就是跟主席相对抗的。你们长期以来就是保呀，保呀，保得厉害！你们那时对江青同志很不礼貌，怒气冲冲。北京市到处造反，你们红卫兵总是有些方面保。你们整天整别人很厉害。基本上是学生整学生，北京市死 了很多人，数量很大。批判谭力夫不算群众斗群众。我不赞成批判你们。 ”
官方的表态让“红一司”“红二司”更为不利。就这样，在地下世界，平民子弟逐步获得了优势。
而在地上世界，干部子弟本来还能靠“文革委员会”掌握学校权力。可陈夫子的讲话，明确点出这些“文革委员会”不是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选举产生的，他们没有合法性；也指出干部子弟不要当群众组织的领导。有了这个定性，“红三司”的将士们当然敢于对“文革委员会”们开炮了；很快，学校的官方权力也被平民红卫兵获得。
在清华，斗争的结果更清晰，贺鹏飞很知趣的退出了权力场，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一统江湖。从此，蒯大富成为了刘邦和中央文革小组最好用的一支力量，开始了对老干部们的大规模斗争，著名的“百丑图”也是此间他的重要战绩。
至此，运动的方向总算调整到刘邦想要的地方了。但保皇派不会轻易屈服，他们也要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