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尾声
对于匿名信这个事情，很多经历了风霜、事故的人是有不同看法的。
曾经广东的霸主陈铭枢就直接指出：匿名信是假的，卢郁文是小丑！同样的民革委员、和卢郁文经历很类似的李世军也指出：卢郁文接到的恐吓信怕是假的。
最有趣的是当事人之一、章伯钧的表态。对《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他评价说：“恐吓信怎么吓住了共和党，值得这么反击。这社论是共和党“示弱于人”,共和党这篇社论是输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 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被大家称作“小丑”的卢郁文，此时也挺可怜。大家都错怪他了，匿名信确实有（等会我会告诉大家原因）；而这个事情也确实让他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众矢之的。对于这样一个谨慎了一生的老成持重之人，这个位置太难了。他只能更加谨慎。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卢郁文的儿子、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卢存学，在1957年也被打成了右派。针对儿子的情况，卢郁文给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很能体现他的心思和当时的环境。当然，一些现在还很轻狂的年轻人读读这些文字，可能对你的人生也有帮助吧。
“领导不管水平高低，他代表社团。你对他不满，就是反社团！因为你不可能直接反对社团中央。在反 右派斗争中，凡是对成团成员提意见的，甚至对拥护社团的积极分子提意见，都被视为反社团。你跟领导搞不来，人家不说你是团结问题，而说你是反对社团的领导。”
“你说你从心里没有反社团,我相信，但谁能证明？左派的心和右派的心挖出来都是血淋淋的一块肉。”
“要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减之罪也是何患无辞的。”
“你真的反社团反社会主义了吗？即便不是，你主观主义自以为是，还不当右派吗？”
“要像追女朋友那样接近社团成员、进步分子；要用实际行动的大笔把过去的污点一挥抹掉！”
因为和领导关系处理不好，而被打成右派的卢存学，后来认错积极，在1961年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在使用中仍然受到诸多限制。最后，这个燕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当过解放军的老革命，也只能在桂林做一个普通英语老师，告别了自己的新闻专业和革命征程。更可悲的是，卢存学在1961年“向党交心”的运动中，又没控制住自己的“冲动”和“耿直”，再次被关押。到了“文革”，也没少了挨批斗，还进了牛棚。
在文革中，卢郁文这样的听话人自然被大鸾保护起来，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冲击。但是汽车、电话被取消了，保姆也被解雇了，家里象棋、扑克牌这样的娱乐工具也被红卫兵勒令烧掉了。
1968年10月6日，老实、稳重了一辈子的卢郁文吃罢晚饭，把筷子往桌上一放，就倒靠在藤椅上与世长辞了，医生诊断是突发性心肌梗塞。什么叫善终？这就是……
再说和卢郁文辩论的谭惕吾。老太太很自然的被打成了右派，但生活和待遇没有受到任何影响。1960年11月，谭惕吾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大鸾家的邓大姐还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她，并给以鼓励。1962年3月，人家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79年，谭惕吾的“右派”彻底被平反，并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继续为洪兴社新中国服务。1995时，93岁的老人还写出了《〈论“台独”〉敲响了国人的警钟》的文章，痛斥“台独是国家、民族的心腹大患。”
我再次强调——任何运动，倒霉的都是基层！只要你混上了高层，自然有人依靠，只要坚持下来，吃不了大亏！
我们再说匿名信的事情。1960年夏，北大未名湖畔贴出了一张匿名小字报，内容是介绍广西在大饥荒中饿死人的问题。这张“匿名小字报”很快就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而公安部门在调查中，无意发现其笔迹竟然与1957年卢郁文收到的匿名信相同。
当年的毕业分配前夕，此案告破。原来写信人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杨秉功。此人在调查少数民族历史时去了广西，因而获知广西在大饥荒中饿死人的具体情况。当校方向学生传达此事时，消息闭塞的同学根本不相信会有饿死人的事，还真以为这个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呢。
作为最容易乱说话的历史系学生，杨秉功此人在反右时还真没什么过分言论。所在班级有3个同学被打成右派，但杨秉功却没啥事。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的老实人，却做了“匿名信”这样一件导火线性质的大事。
因为这两个大案，杨秉功得到了20多年的牢狱之灾。还是在80年代，因为霍光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他被放了出来。重新过起了正常人的生活，成了家，也当上了县里面的政协委员。
在时代的大潮中，这些人个体的故事，或喜或悲、波澜起伏，但都无关乎大局。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因为“反右”而影响的大局。
反右扩大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改变了洪兴社对八大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1957年10月9日，也是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邦在总结讲话中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句话看起来没问题，但谁是“资产阶级”、谁是“资本主义者”呢？从这一刻开始，刘邦就开始和自己的核心团队有不同判断了，双方的观点逐渐走向了南辕北辙！
这种不同的认识，是接下来近20年各种斗争的核心问题。搞清楚这一点，很多疑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对此，当事人霍光是最门儿清的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评价道：“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1976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
最后，我们来说说这些右派们的平反。其实，1959年8月，刘邦就给太子刘盈写信，提出了要求：“对右派分子，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百分之十左右。”
但真实的结果并不明显。因为政局始终没有平静下来，拳台上的斗士，谁都不敢把自己的漏洞暴露给对手。
一直到刘邦死，吕后党被歼灭，政局再次稳定下来，事情才获得转机。
那时，主政的霍光讲到：“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工作、政治上妥善照顾。”1981年底，所有的右派分子全部改正。反右的余波彻底消散。
故事讲得差不多了。最后，把卢郁文那个右派儿子卢存学在文革后的一句话作为我们这篇故事的结束语吧。
——“中国人因可怜而丑陋，因丑陋而可怜。应该到头了！我们应该学会思考和思辨！”
所谓：“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噫！人生真是一场好修行！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