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导火线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往往都是由一些小人物作为导火线引发起来的。“恐怖分子”、塞尔维亚小青年普林西普一枪打出了死伤几千万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我们的北大青年教师聂元梓则用一篇战斗檄文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
回看《陆定一》故事。在最后围攻彭真、陆定一的，1966年5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刘邦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内容摘录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刘邦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刘邦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刘邦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刘邦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刘邦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篇通知首先全面否定了彭真等人炮制的《二月提纲》，要求各级党委机关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更重要的是，五一六通知明确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挑明了一个被刘邦和社团中央政治局共同认定的观点——社团内部有敌对的走资派，也号召全社团和全国人民对这些“身边的赫鲁晓夫”展开攻击，保卫刘邦！保卫党中央！保卫共产主义道路！
为实践五一六通知、带动全体人民反对走资派。1966年5月28日，新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了，他们代替了之前彭真牵头的“文革五人小组”。
起初，这个小组还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属的一个机构。但在之后的岁月中，这个小小的部门权力越来越大，全盛时期甚至代替了中央书记处、乃至中央政治局。
让我们先来认识下中央文革小组初建时的成员们，他们都是未来的风云人物。他们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每当一个帝王对朝中文官集团和战争贵族不满意、不信任的时候，总要重用一些身边的小人物来制衡这些官僚勋贵们。这些小人物的来源无非两个方面：宦官和外戚，这两类人的最大就是忠心！原因也很简单，这些人没根基、没实力，要想上位只能靠皇帝的信任，必须做皇帝忠实的战士。
“中央文革小组”中，李云鹤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可说是外戚团队；新时代没有太监，但有內侍秘书团，陈伯达带领的王力、戚本禹等人就是这个內侍团队；顾问张宗可则和两方面都有关系，统筹协调。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其一，文革小组的人是真正最支持刘邦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毛派”，反对他们一定是反对刘邦，这也是区别当今社会真毛派和假毛派的重要标志。其二，历史上外戚和內侍虽然都是皇帝的亲信，但他们的斗争最激烈，这也为未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分裂，乃至部分成员的倒台埋下了伏笔。
回到我们的故事，五一六通知出来了、“中央文革小组”建立起来了，接下来怎么办？如何发动群众揪出身边的“赫鲁晓夫”？外戚和內侍们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无从下手。
原因也很简单，群众们都被深入到最基层的各级党委管的死死的，没人敢乱说话、放炮；而各级党委则被领导和高干们管的死死的，毕竟是首长负责嘛；高干们是官僚，官僚当然希望稳定，不希望老百姓有发言权。在这样的利益、逻辑链条下，刘邦这把火明显是准备烧向官僚化的老兄弟们，大家谁也不希望真把自己烧掉。
陈伯达们注意到，自己虽然有最高领袖做靠山，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但此时自己的敌人太强了。面对已经把管理机构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最基层的强大的官僚系统，文革小组点不起火来！
这事其实根子上也怪刘邦自己。经过数次运动，社会中那些愿意说话、敢提意见的人或者被消灭、或者被收编；而同时，社团对各行业、各领域的管理则越来越严格、越来越深入。至此，全社团、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逐渐形成了一个声音。就算还剩下几个有思想、敢说话的人，经过了57年反右的“阳谋”后，也害怕了。谁知道你这五一六通知到底是啥意思，别又来一个“引蛇出洞”。
就在局面僵持，中央文革小组束手无策、难以找到突破点的当口。小人物聂元梓站了出来，为文革点燃了导火索！这把火把天下都烧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