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困局
说起这位聂元梓，别看年轻，也算是个老革命了。在兄长的带领下，年纪轻轻的她就参加了革命。17岁入党，之后就一直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其主要工作是在地方做党务和宣传，也算是个老党棍了。因为思想进步、品质坚定、工作能力出色，聂元梓在32岁的年龄就被定为行政12级的干部（不要小看12级干部，当时13级以上就是高级干部了，很多老革命干了一辈子还只是个18、19级而已），在当时也可以说是风管无限的优秀青年干部。
1963年，聂元梓的人生出现了转折点。这一年她从地方被调入北京大学从事党务工作，先后出任经济系主任、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这个调动对聂元梓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巨大挑战。
本来，社团领导一切，尤其是在大学里，更要强调社团的领导作用，这是天经地义的（没有社团团领导，天下也就乱了）。而专业的党务干部和全国最高学府的组合，本应该让聂元梓在事业上有更好的发展。可事实证明，聂元梓混的很不开心。
混的不开心是因为没地位。
混社会，想要在一个团队里有地位，你得有三项能力：业务强、有靠山、会联络。聂元梓算是个知识分子，但她只是在中央马列学院，也就是中央党校的前身学习过，这里学的东西很难入北大这样正八经高等学府的法眼。因此，聂元梓想靠业务能力强在北大哲学系吃的开，那是不可能的了。
聂元梓是老党员、老革命，按说算是有靠山的。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派系，这北大当时的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人家是铁路系统出来的干部，手里有自己的一票嫡系；在北大校长任上也当然要重要自己带来的人。你聂元梓虽说是老革命，但对不起，你不是我一派的，靠不上我。
最后，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聂元梓还是很“左派”的。真的左派就是硬骨头、死脑筋，让她去搞联络、拍马屁、玩圈子，她也不会。
在北大混不开的聂元梓很郁闷，她需要发泄途径。在这点上，其实她和现代社会网络上的很多喷子也一样，对现实不满的人就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就在聂元梓对自己事业上的停滞感到不满的时候，“四清”运动开始了！
“四清”这场运动其实也是刘邦和太子刘盈智斗的产物。对于跟着自己干革命的小兄弟们变成“腐朽的阶层”，刘邦一直很不满意。他曾经想用社团外的声音，走皿煮路子解决社团变质的问题，结果被太子刘盈玩成了“阳谋”；这次，刘邦要通过内部整肃和教育的方法来清理组织。所以，“四清运动”的真正名字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这运动，刘邦自己是如何说的呢？ ——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
——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经过和太子刘盈的几次对抗，刘邦也知道了刘盈的对抗方式。所以这次行动，尤其提醒防止活动被太子刘盈引入过火的境地。
——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对于整顿社团，太子刘盈没意见。问题是更务实的他接受不了刘邦这搞怪的文青、公知套路——什么社团外声音的监督，什么让屁民找官员的贪污腐化问题？这样，团队还怎么干活？哪里还有威信？这次和57年一样，还要变着法抵制，具体策略就是顺势疏导、改变方向！
太子刘盈的“四清”一开始把内容控制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这些技术问题，而非体制问题。同时，他要求“四清”必须在社团领导的工作组指导下进行，不允许民众自发组织，这样就把运动牢牢给控制在社团组织手上，不会乱了局面。等官方完全掌控住局面后，太子刘盈才开始进行“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的“四清”；并迅速打击一大批跟着刘邦“四清”声音，向自己领导进攻的团队不安定分子。这样一来，问题全解决了。而且，通过“四清”，太子刘盈还成功的推出了自己夫人小美进入政坛，可谓一举多得。
太子刘盈的阳奉阴违，刘邦看在眼里。也就是在这次“四清”结尾处，刘邦和太子刘盈这对共同奋战多年的老战友，把矛盾摆到了桌面上。二人在社团高级会议上，像小孩一样争吵起来！
1964年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
太子刘盈：“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刘邦：“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太子刘盈：“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刘邦淡淡地回复：“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太子刘盈：“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刘邦：“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太子刘盈：“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的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
刘邦说：“不能征购。要到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大鸾插话：“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这次争吵不过瘾，五天后的12月20日，二人发生了更激烈的争吵：
太子刘盈：“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刘邦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太子刘盈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刘邦：“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太子刘盈：“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刘邦完全不谈实际东西，继续自己：“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太子刘盈则也坚持自己的话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刘邦：“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太子刘盈：“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刘邦：“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霍光：“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刘邦：“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
太子刘盈：“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华南的老大——小龙人注）立即表示：“赞成。”
刘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太子刘盈：“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刘邦当即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太子刘盈：“总不是社会主义。”
刘邦：“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太子刘盈：“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这次争论的结局是老大老二公开对抗，团队的兄弟们却都不表态说话，也就变相的支持了老二，刘邦又输了一局。
6天后的12月26日，是刘邦七十一岁生日。当晚，刘邦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请了一些人吃饭，其中有太子刘盈。刘邦只能发闷气：
“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社团高层的纷争，底下人自然不会知道。因此，出现运动时，聪明的人总是跟着、跑跑、看看、再表态；而像聂元梓这样的老实人，只会盲目听话，倒霉也就不远了。
